正在消失的家庭主妇，日本不打算养了

丈夫出门前，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饭。

送走孩子上学，她开始打扫房间，下午去超市，挑最新鲜的食材，晚饭前一小时开始备料。

晚上丈夫下班到家，饭菜已经被摆在桌上。

这样的家庭主妇印象在日本动漫和影视剧里时常出现。

小丸子的妈妈就是典型的家庭主妇

温柔贤淑，婚后辞职，在家相夫教子，把家务和育儿当成一份全职工作来做。

这是多年来人们心中日本女性的典型形象。

但如果现在问一个日本年轻女性“你想成为家庭主妇吗”，得到的答案大概率并不是肯定。

根据博报堂2024年的调查，只有20%的日本女性表示“将来想成为家庭主妇”。而25到34岁的已婚女性中，选择做家庭主妇的比例已从2003年的59%跌至23%，创下历史新低。

日本女性确实曾以做家庭主妇为荣。

二战结束后，日本进入高速经济成长期，男性工资随着国家GDP一路飙升，一个人的收入足以撑起整个家庭。“男主外，女主内”在那个年代不只是社会习俗，能让妻子留在家里，说明丈夫赚得够多，是一种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

那时候甚至流行一个词叫“寿退社”，意为“为了结婚而离职”。女性的职业轨迹也被默认为：毕业进公司，工作几年，结婚，辞职，回归家庭。

因为结婚而离职时会收到同事的祝福

1980年代，专业主妇家庭占日本家庭总数的比例超过60%。

而家庭主妇文化能延续这么久，背后少不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保护。在日本，有一个名为“第3号被保险者制度”的社会保障政策。

三类国民年金保险对象

这项制度创设于1985年，根据规定，如果配偶年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处于户主的“扶养”范围内，那么配偶无需养老保险，也可以在户主退休后领到基础养老金。

这项制度的出现是出于善意的原因，毕竟那个年代专业主妇是社会主流，让她们老有所养合情合理。但它同时也为女性离开职场这一选择而背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女性的选择。

时间来到了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1990年代。

房价、教育开销、生活成本都在上涨，但工资却停滞不前，靠一份工资过体面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男性一人养家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于是大量女性开始重返职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意识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日本女性也意识到，把自己的收入、社保、职业发展全部押注在一段婚姻上，风险太高了。一旦离婚，或者丈夫出了意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1990年代，日本双职工家庭的数量开始超过专业主妇家庭，且差距越来越大。到2021年，日本双职工家庭的比例已经达到68.8%，而家庭主妇家庭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日本女性的就业率逐年上涨，幅度远超男性

不过，在日语里，有一个词叫做“年収の壁（年收入之壁）”。它的意思是，如果兼职收入超过一定的额度，就会开始扣税、缴社保，到手的钱反而可能变少，甚至影响丈夫的税务优惠。

不同收入的“璧”意味着各种需要缴纳的税金

所以事实上，有时候女性收入的提高反而不合算，最划算的方式是打打小时工，补贴家用，而不是找一份正式工作。

在各种政策的保护下，家庭主妇除了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比较划算的家庭选择。

现在，这些政策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2026年4月，日本政府表示，未来将修改第3号被保险者制度，包括削减参保人数，被保险者需自行缴纳年金等，这项延续了四十年的主妇福利，将逐步走向收缩。

这项改革理论上能带来不少好处，比如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缓解日本严峻的人手不足问题；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有望上涨；女性自己缴纳保险、积累年金，老后也不必依赖丈夫。

但另一方面，这可能会导致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更严峻。女性大量涌入职场，如果配套的育儿支援和托育设施跟不上，生育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日本逐渐减少的出生率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修改一项制度并不能自动解决那些让女性不敢或不愿工作的结构性障碍，比如男女薪资差距、职场对育儿假的实际态度、照护老人的压力几乎全落在女性身上……这些如果没有同步改变，只是制度改了，女性的处境未必真的改善。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件事，会有一种奇特的错位感。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很高，“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从上个时代就留下来的职场传统。在很多中国人的成长里，妈妈去上班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尽管她们同时也承担着很多家庭劳动。

中国女性劳动率超过很多发达国家

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人们对“全职太太”和“全职妈妈”等话题也经常各执一词，有人觉得这只是一种自我选择，有人觉得这是“向下的自由”，不值得提倡。

或许不管在哪里，“女性该怎么活”这个问题都没有让所有人满意的标准答案，但女性应该拥有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