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纪行》推三国主题游带你走进安徽亳州

在日本，只要一提到“曹操”，即使是对中华文化不太了解的人，也或多或少听说过这个名字。可见，《三国志》的故事在日本是多么地深入人心。在日本关于“三国文化”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小说、漫画、游戏等，正因为有太多的故事被二次加工与创作，所以知道这是中国正史的人，非常地少。

三国时期的英雄们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后裔即使曾经移居到日本列岛，也不足为奇，这显示出中日之间的文化联系是多么紧密。特别是曹操的“魏”，在后来的历史中，更是隐约透露出与日本历史的某种联系。通过了解历史和人口流动，或许有一天，这种联系能够被解明。

《中国纪行》作为一本创刊于2015年10月、在日本发行的季刊杂志。10年间，每期都以不同的中国旅行、文化、历史为主题，通过深度的报道和独特的视角，向日本读者展示中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历史传承。‍‍‍‍‍‍‍‍‍‍‍本期《中国纪行》以这些思考与疑问为切入点，展开对曹操的诞生地——“安徽省亳州市”的旅程，带领读者走进曹操视角的三国故事中。

诗中的曹操，与真实的亳州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关于曹操的这句诗，《中国纪行》主编川田大介表示，他曾经只是把它当成嗜酒之人的即兴之作，“但在深入研究中日文化的十年间，当我再次读到这句千古佳句时，心头竟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热流。诗中的怅惘、紧迫与悲凉，如今看来更像是一种对时代不公的控诉，对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追问。”

然而，要读懂一个人，不能只凭几句诗。

曹操在中国历史及文化中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既被戏曲塑造成白脸奸雄，又被后世文人赞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位出生于亳州的历史人物，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也必然带有此地的地域特征。人们对他“冷酷无情”的印象，不过是某些人在特定时代、为凸显其某一侧面而大肆渲染的结果。善恶的评判因时代和地域而异，古今皆然。

然而，许多想传达的本质是超越时代的，因为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由人类创造的，人性的本质共通，所以才会有相似的社会议题。深入了解安徽省自古以来的文化，正是思考曹操出生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底色的重要途径。

关于曹操的身世，在《中国纪行》中是这样介绍的：传说是黄帝的曾孙经过数代繁衍，其后裔陆终与妻“女嬇”诞下六子，其中第五子“安”被赐姓“曹”。周武王又将弟弟“振铎”封于曹国，而曹安的后裔曹侠迁往邾国，再在西汉形成丞相曹参的家族支系，曹操因此被视为曹参之后。

《三国志·魏志》中记载，曹操本人在《家传》中明确声称自己是“曹叔振铎之后”。他的儿子曹植在《武帝诔》这篇祭文中也写道“于穆我王，胄稷胤周”，意思是“我们是周室后裔”。然而后世学者普遍认为，曹操家族与邾国、曹参无实际血缘关系，其世系建构更多出于政治需要。

曹操的正式史料，从他二十岁开始才出现，那一年，是他举行“冠礼”之年。对于一个古代男子来说，这之前的二十年虽无记录，却蕴含着人格的根基。要理解曹操，必须回到他成长的地方——安徽省亳州市。曹操的诞生地在三国时期被称为“沛国谯县”。然而，“亳”这个地名比“谯县”更加古老，早在“商王朝”时代就开始使用了。“亳”是商朝都城的名称，商朝的初期君主汤的陵墓就位于现在的亳州市。

安徽省古代遗址的出土物中，有大量的酒器。因此，自古以来这里就被称为“多有嗜酒者”的地区。但必须注意的是，古人对“嗜酒”的理解可能与现代不同，因为出土的酒器大多是用于“礼”的器具，“嗜酒”在古人眼中可被视为“重礼”。

在《周礼》中，“酒”不是放纵的象征，而是政治秩序的一部分。一个时代能否举行完整的祭祀与朝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酒的品质。因此，能酿造上好之酒，就意味着能够完成治国“大礼”。因此，喜欢酒也可以被理解为对礼仪的尊重。

另外，这种“礼”文化，正是孔子所钟爱的，也是儒家和后世儒学学者所珍视的治世核心。其逻辑链条是：如果能酿造出优质的酒，就能更好地举行礼仪；若礼仪完备，便能实现更优秀的治世。这便将酿酒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哲学高度。曹操在“重礼”这方面，展现出他精于实践的一面。《北堂书钞》《魏武集》等典籍，记录了“九酝春酒”的酿造方法，为古代酿酒技术的重要记载。

一句“臣得法，酿之善之，其上清滓亦可饮”，便可知曹操通过亲身实践精通了这种酿造法。这种酿造法极尽繁复和严谨：“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解冻；用好稻米漉去曲滓，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这种对规则、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曹操能够成为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内在体现，也反映出他对“礼”所代表的秩序和治理哲学的深刻认同。一个军事上的枭雄，同时也是一位精通“九酝酒”的礼仪实践者，这种反差正体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现代的亳州市是中药材的一大集散地，也是曹操曾向汉献帝进贡的“九酝春酒”的诞生地。在那个平静时代即将结束的背景下，正是安徽省亳州市这片土地，孕育了引导曹操成为英雄的思想。

从神农到华佗，“亳”的永恒农耕主题

亳州被誉为“药都”，该地成为中药材集散地，不仅得益于交通便利，还依托于深厚的人文基础。中医学里的关键人物——华佗，与曹操同为三国时期的“沛国谯县”人。华佗受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启发，观察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编创了“五禽戏”这种养生法，是人类疾病预防实践的早期典范。他阐述了医书《黄帝内经》中“灵枢”篇的意义，将其理论应用于实际医疗。作为中国首次使用麻醉进行外科手术——“麻沸散”的医生，他被尊为“外科鼻祖”。

华佗的故居遗址，发展成为如今的“华祖庵”。而在其东侧，还分布着被尊为中医药界始祖的“神农氏”的“衣冠冢”。这个地区从古至今就与医学和农耕文明紧密相连。《史记》记载，周武王伐商纣王后，将神农氏的后裔封于“焦”地，这个“焦”正是谯郡的前身，即现在的亳州市谯城区。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更迭频繁，此地名称几经变化，但其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却延续了下来。

明清时期，亳州与河南禹州、江西樟树、河北安国并称为“四大药都”，其中亳州被尊为“药都之首”。这一地位的形成，一方面源于神农氏和华佗的深厚人文基础，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亳州母亲河“涡河”水运的便利，使其能够汇聚南北物产。

亳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王朝，公元前16世纪，商汤在此建都，后世称其为“南亳”。在亳州市郊外蒙城县境内的“尉迟寺遗址”，被认为是商民族“中华原始第一村”。遗址中央排列着整齐、坚固、冬暖夏凉的红色建筑，所有建筑由人们自己烧制、建造完成，其规模和技术在国内都极为罕见，展现了商民族在四千年前的高度文明。

“亳”字是地名专用字，拥有3700多年的历史，最早见于甲骨文。它采用上下结构，上半部分是“亭”，象征都城建筑高耸入云，寓意统领天下。下半部分是“乇”，代表根系发达的原始植物，或指禾本谷物“小麦”。无论哪种解释，“亳”字都反映了商民族对农耕的重视，以及商王朝建国的基础在于农业。亳州的钓鱼台遗址出土了4000年前的炭化小麦，进一步证实了这片土地是早期农耕文明的重要之地。

在曹操生活的时代，许多未被史册留名的人们，和先祖们一样，利用当地的资源，从事农耕、酿酒、制药来维持生计。如今的亳州，拥有世界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年交易额超560亿元人民币，被称为“世界中医药之都”，甚至有“药不到亳州不灵，药不过亳州不全”的说法。

这充分说明，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就能知道各个时代活跃人物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历史绝非无用。曹操，这位出生在“亳”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人物，必然深受这种“农耕为本、礼仪为纲、医药为用”的文化熏陶。

“亳”的文化名片：曹操纪念馆与魏武祠景区

曹操宗族墓地现在成了亳州市的象征性纪念地——曹操公园。2009年，在公园内原曹操纪念馆的所在地，建起了祭祀曹操的魏武祠。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亳州此前没有祭祀曹操的庙宇。根据明朝嘉靖时期的《亳州志》记载，该庙在北宋初年已有庙像存世。建安七年（202年），曹操驻军谯县时颁布《军谯令》，要求为阵亡将士建立祠庙。宋代文献显示，该庙在乾兴元年（1022年）由知州张知白主持重修，现存为宋真宗敕修时的建筑规制记载。元代将领张柔为修筑亳州城墙，拆取该庙建筑材料，致使庙宇损毁。至清代道光年间，地方志仍明确记载该庙的位置。

现代考证确认，该遗址位于亳州市谯城区交通路东侧，其方位也与北宋诗人晁说之的诗题《题谯东魏武帝庙》相吻合。该地点位于曹氏一族活动的核心区域，北距曹嵩墓约3公里，南距古谯县城墙遗址2.5公里，即安徽省亳州市城东七里。

在曹操公园新建的魏武祠采用汉代建筑风格，总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由曹操纪念馆、魏武祠、三曹诗碑长廊三部分构成。它以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这曹操的三个侧面为主轴，通过家族世系、诗文石刻、军事场景复原等展览，系统地展示了曹操一生的事迹和历史贡献。

其实，读懂亳州，也就读懂了曹操。然而，亳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它有四千年的商文化，有三千年的酒文化，有两千年的药文化，也有一千八百年的曹魏文化。一个城市能够横跨多条文明脉络，本身就是历史的奇迹。曹操，是理解亳州的入口；而亳州，又是理解中国文明纵深的窗口。

站在曹操曾经走过的土地上，通过《中国纪行》，我们既能感受到诗中的悲凉，也能触摸到古代中国的真实温度——这里的河流、草药、酿酒、家族、城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一个事实：中国文明的力量，在于不断吸纳、融合与创造新的可能性。这，就是本期《中国纪行》所要向日本读者的核心文化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