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日本祖国抛弃，却被中国父母养大——纪录片《无名之子》背后的“历史裂痕”

因工作的缘故，2025年我拜访了多位“残留孤儿”。通过和老人们聊天、交流，我逐渐开始关注、了解并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

在此之前，“残留孤儿”这个词几乎不在我的认知里。在我的理解中，“遗孤”是“失去父母的孩子”，是普通意义上的孤儿。直到真正接触到这些“遗孤”群体的老人们，我才意识到，这个词背后藏着怎样的历史裂痕。

就在11月7日，中日两国都十分熟悉的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推出了他的新作——《无名之子》。我有幸在前一天参加了这部纪录片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首映式。

竹内亮的纪录片电影《无名之子》在中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举办首映式，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导演竹内亮等人与残留孤儿们合影留念。

到场的嘉宾有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以池田澄江为代表的众遗孤们，日本国驻华大使金杉宪治的夫人金杉泰子也出席了现场。许多中日友人和社会人士一同见证了这场意义非凡的开幕式。

《无名之子》讲述的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生在中国东北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故事。那时约有150万日本人因日本的“开拓团政策”踏足中国领土并迁居至中国东北。不久后日本战败，日本军队弃民撤退，无数妇女和老人葬身战火，成千上万的年幼孩子与父母失散。

竹内亮的纪录片《无名之子》官方预告片中的截图

硝烟之中，有的孩子被中国人捡到、收养，而后被抚育长大——他们，就是被称为“中国残留孤儿”或“日本遗孤”的人们。

如今，八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遗孤”垂垂老矣，抚养他们的中国养父母，几乎都已离世。

当竹内亮被问到之所以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的原因，他坦言道，“曾分别在中日街头询问路人‘是否知道残留孤儿这个群体’时，却无一人知晓。”这一刻，他便萌生了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念头。

竹内亮接受“旅日侨网”采访

如果不是因为现在的工作，我应该也是那其中的一员。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我们从未在课本中学到过这个词。在历年的工作生活中，也从未有人提起过。

因此，当我第一次知道这群人的存在时，心中那种震撼，难以言表。也正因为如此，我决定成为“记录者”之一，让更多人听见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故事。

在我采访的遗孤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李中兴的老人。他两岁时被中国养父母在村里的沟渠边捡到——当时，他被日本生母紧紧护在怀里，母亲早已身亡，鲜血染红了他的全身。养父母见此情景，一度以为孩子是活不成了……

因养父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李中兴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长大后他成为了一名老师。因工作认真、品行端正，还光荣入了党，并且和养父一样，最终他也成为了一名校长。

“旅日TALK”采访李中兴的视频播出后，被两名在中国黑龙江的网友认了出来

他与生父的相认过程充满戏剧性，和许多遗孤“只能自己苦苦寻找”的境遇不同，李中兴相对幸运得多，他的日本生父一直都在坚持寻找自己的儿子。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终与李中兴相认。这位日本父亲也一直给中国养父寄送生活用品等物资，李中兴起初不愿回到日本，原因就是养父母还在，养父身体不好。

后来养父罹患重病，当时日本的医疗条件发达，生父就邮寄药品到中国，他对于中国养父母的育子之恩也一直心存感激，于是给到了养父母一笔在当时来说相当不菲的抚养费。

李中兴也十分孝敬养父母，每月的工资上交大部分，因为是学校的工作，每到寒暑假也必定都会回去照顾二老。

李中兴接受“旅日TALK”的采访

这样的情谊超越了血缘，跨越国界。人类情感中最真挚的善良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与此同时，我相信，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心情也是复杂的。

正如竹内亮所说，“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去救一个敌国的孩子，更无法想象将他视如己出，将他抚养长大。”

我想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持续记录他们故事的原因之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段历史不该被尘封，更不该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逝去，应当让更多世人知道。

除了遗孤一代，《无名之子》中也提到了遗孤二代的故事。比如纪录片中的上条真理子，她的父亲是当年亲历战乱的遗孤，她也拥有一半的日本血统。

她看到了拥有遗孤身份的父亲在这场战争中所经历的莫大苦难，看见年迈的父亲至今都无法释怀战争带来的伤害。历尽艰辛回到日本的父女二人，却得不到母国的接纳。

竹内亮的纪录片《无名之子》官方预告片中的截图，图为上条真理子正在照顾年迈的老父亲上条充彦

上条真理子的高中时代，因她的身份问题加上日语不好，曾被全班同学孤立。多年后重返母校，望着那扇熟悉的校门，她难抑悲伤，掩面痛哭，那份身份认同的矛盾和茫然让她在无数个日子里痛苦挣扎，最终化成她的那句：

“我多么想堂堂正正地说出——我是中国人！或我是日本人！”

竹内亮的纪录片《无名之子》官方预告片中的截图

我还采访了日中友好团体“大海之会”的副会长渡边贵美子，她同样是遗孤二代。退休后，她将全部时间投入到帮助遗孤的事业中，担任“相谈员”——在日本，这是一种介于心理咨询师与生活顾问之间的工作，职责核心就是倾听与陪伴。

日中友好团体“大海之会”副会长渡边贵美子接受“旅日TALK”的采访（还未播出，敬请期待）

原本相谈员是没有义务留下自己个人的联系方式，只需要在工作场合、工作时间内接待即可。但是为了让这群早年历尽人生磨难的遗孤们，晚年回到日本后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她不遗余力地掏出几乎全部的私人时间陪伴老人，领着他们去医院看病，组织各种团体活动，带他们外出散心……俨然把这份工作变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大海之会”的周末课堂上，山崎由美子给残留遗孤们上日语课

11月8日，我参加了“中国残留邦人·在日华人研究所”的成立大会。“残留邦人”一词在日语中，是“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的统称。前者多指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儿童，后者指滞留的日本妇女。

研究所的创立者之一崔学森（曾任教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的副教授）表示设立大会的初衷就是通过记录、调查与研究残留邦人群体的经历，向世界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日两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苦难，在中日两国的努力之下建立起和平与友好的历程。将这一段历史的记忆呈现给更多的人，以此来警世战争的无情，应当珍视、守护和平。

崔学森在“中国残留邦人·在日华人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发言

大会上，残留遗孤表演合唱

只有了解过去，才能看清未来。

希望透过这段历史，让更多人看见战争的残酷，也能看见人性的光。让人们理解，“善良”与“和平”从不是抽象的词汇，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共同写下的答案。

如今还在世的“残留孤儿”中，年龄最小的也都已年过八旬

这也是我继续采访、记录“残留孤儿”群体的原因。起码现在，当我再说出“愿世界和平”这五个字时，它不再是一句空洞的祈愿，而是我正身体力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