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是和平？和平国家日本的机会正来临！——中国是友好国家，还是假想敌国？

目前，日本的政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是强化对华遏制，还是加强对华友好外交，成为核心议题。当前，前一种政治势力占据优势，不断煽动“中国威胁论”，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为由，推动对华敌视政策。另一方面，也有政治势力正在逐渐凝聚力量，主张维护和平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并依据《中日政治四文件》，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应加以干涉。此次大选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成为决定日本前途的关键一战。对我们在日华侨华人而言，也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利害关系，不得不予以关注。

当前，在日本主流媒体偏颇报道的影响下，中国的真实形象被严重歪曲，“中国威胁论”被不断放大并蔓延各角落。因此，我希望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事实真相，以纠正错误的中国形象。

一、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和平国家

在“和平崛起”的口号下，中国始终坚持推进和平外交政策。所谓“中国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中国确实曾在未划定的边境地区与前苏联、印度、越南等国发生过冲突，但都迅速撤军，其目的在于“惩戒”，而非侵略或领土扩张，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日本也正是得益于和平宪法，才能拒绝海外派兵，确立了和平国家的地位。近年来，由于日本防卫费的急剧增加，中国国内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议论，但我相信，这种担忧是过度的，随着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的加深，这种疑虑是可以消除的。

日本和中国同为和平国家，应当依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友好关系，而且应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进行合作。

二、中国的军费并不算高

有人以中国军费是日本的六倍为由煽动威胁论，但这种比较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陆地边界长达2万2800公里，与世界最多的14个国家接壤，海岸线也长达1万4500公里。

中国军费占GDP的比重，数十年来一直维持在1.2%左右，即便按西方国家的统计方式计算，也不过是1.6～1.7%，与美国的3%多、日本的1%多（目前目标是2%）相比，并不算高。

中国的国防费主要是作为应对美国霸权主义的防御性支出，在制定预算时始终以军事超级大国美国为假想对象。就绝对金额而言，中国约为美国近1万亿美元军费的三分之一，差距明显。

但是，中国几乎没有海外军事基地，预算主要用于装备更新、训练演习、军事科研及人员经费。因此，其使用效率明显高于美国，近年来中国的追赶势头尤为显著。

三、坚持核武器“不首先使用”等三项原则

中国于1964年拥有核武器时即提出三项原则：1）不首先使用核武器；2）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3）不进行核威胁。此后一直严格遵守。

近年来，中国又提出新的三项原则：1）不首先使用核武器；2）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进行核威胁；3）支持核裁军与核不扩散。

中国拥有核武器已60年，但其核弹头数量仍仅为美俄的约十分之一（俄罗斯约5459枚，美国约5177枚，中国约550～600枚），这是因为中国以“最低限度防御性核力量”为目标。毛泽东曾说过：“原子弹不能吃，有了就行。”这一精神至今仍在贯彻。

当然，随着反导技术的发展，导弹在途中被拦截的可能性上升，确实出现过关于“需要确保一定数量”的讨论。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曾将核武器称为“纸老虎”，中国不会采取依赖核武器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对作为唯一核受害国的日本而言，中国正是反对核武器的重要合作伙伴。

四、台湾和平统一是基本方针

台湾的分裂状态，是中国遭受半殖民地化的象征性“遗留物”。实现台湾统一，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夙愿，也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所在。因此，台湾“独立”绝不允许，也绝不可能发生。美国和日本国内存在支持台湾独立倾向的势力，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支持完全是徒劳的。

中国为了防止外部势力干涉，确实加强了军事力量并进行演习，但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从未发生任何改变。为了东亚的和平，尽早实现台湾的和平统一是值得期待的。最近，台湾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动向，未来不久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对此，特朗普总统已经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表现出积极应对的姿态。然而，日本却对此感到恐惧，并试图敦促美国继续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这种做法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本末倒置之举。

五、反对超级大国与霸权国家的中国

邓小平于1974年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指出，如果“中国发生变质，成为超级大国”，如果“中国企图称霸世界”，那么“世界人民应当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中国”。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条是“反霸权条款”，明确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这是世界上罕有的条约条款，可成为中日两国共同构建无霸权世界秩序的重要依据。

日本曾试图追求霸权而失败。战后，日本将美国霸权主义视为理所当然，却对中国的部分行为视为“霸权主义性行为”而加以谴责。这种态度缺乏正当性，应当基于客观事实作出公正判断。对于对中国的疑问，应坦率交换意见，努力加深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

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周边海域中国海警船只的航行，日本媒体频繁报道并宣称这是“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确实，在2008年之前，中国船只并未在该海域航行，但不能忘记，在邦交正常化时，双方曾将这一问题作为悬案“搁置”。

中方原本希望通过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式，营造友好氛围，并通过时间实现自然解决。然而，日本方面拒绝这一方案，并开始强调“日本固有领土”，导致中方也强烈主张“固有领土”，并开始推进实际控制。

围绕钓鱼岛的中日对立短期内将难以平息。时间被认为站在中国一方，日本的主张几乎不可能被接受。应尽早建立“搁置争议、共同管理、共同开发”的机制，使其成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跳板。

如果日本能够接受上述六点，将基本立场从“对华敌视”转向“对华友好”，日本的前途将会骤然变得极为光明。通过展开对美对华平衡外交，日本不仅会受到美中两国的重视，也必将获得东盟和欧盟的高度评价。

然而，当前日本缺乏以客观、理性视角看待中国的政治环境。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国际政治走向形成以下新的认识。

第一，随着力量对比变化，霸权周期将走向终结

美国近期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显示，维持既有霸权已变得困难，战略收缩方向日益明确。这是奥巴马“美国不再充当世界警察”政策的延续，反映了美国的相对衰退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社会上经常听到中国霸权主义将取代美国霸权主义的说法，但正如前述，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在多极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将致力于构建一个无霸权的世界秩序。这意味着近现代国际政治中反复出现的“霸权周期”将被终结。

摆脱“中国威胁论”的日本，不应再渲染毫无根据的“中国霸权性行为”，而应选择为构建无霸权世界秩序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一立场也将获得不得不从霸权地位退却的美国的认可。

第二，未来20至30年将是迈向多极化的过渡期

战后世界曾在美苏冷战结构下经历两极体制。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一极体制维持了约30年。在此期间，美国相对衰退，中国迅速崛起。过去10年间，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加剧，美中关系日趋紧张。

未来20至30年，美中关系将经历对立与合作交织的复杂过程。经济上，中国无疑将超越美国；军事上，中国也将进一步追赶。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在仍保持相对优势的情况下坐到谈判桌前，与中国就多极化世界的框架进行磋商。

近期常听到关于美中“G2”主导世界的担忧，但这与中国反霸权理念相违背，应当认为几乎不可能发生。中国将倾听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全球南方的意见，发挥协调者的作用。

第三，国际安全组织将取代相互安保条约（军事同盟）

戈尔巴乔夫的重大失误之一，是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结果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持续东扩，最终导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引发长达四年的乌克兰战争。

中国没有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于1980年失效。此后，中国作为一个没有军事同盟的国家，专注于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并不断扩大和平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不设定假想敌的安全保障条约持积极态度，对加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表示支持，也可能赞成建立其亚洲版——“亚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今后，日美安保条约和北约将逐渐名存实亡，不设假想敌的国际安全组织将取代现有军事同盟。日本以日美安保为轴心的安全观，事实上已经开始动摇。

第四，在历史与台湾问题上留下祸根的《旧金山条约》将真正失效

1951年，吉田茂首相选择单独媾和，在苏联、中国、印度等国未参加的情况下，与48国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国不承认该条约，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也成为重大问题。最终，大平正芳外相在记者会上宣布，随着日中邦交正常化，该条约事实上失效。

由于中国未参与，日本的战后处理在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上留下了模糊性，延续至今。如今，中国已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主角，过去的暧昧政策已难以为继。日本必须清醒认识新形势，超越旧有的模糊政策，真诚地应对中国。

高市首相暗示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军事介入的挑衅性言论，反而给了中国以要求日本端正对华态度的施压机会。若不撤回，压力只会不断加大。认为只要高市在选举中获胜，中国就会改变态度，是极其天真的看法。

第五，通过联合国改革形成新的国际秩序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联合国，并尽量克制使用否决权，重视国际协调，同时在联合国经费分担问题上也始终采取积极态度。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多个联合国机构，而中国则相反，主张加强联合国作用。

联合国由美、英、苏、中四国创建，但实际上以英美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未能得到充分反映，这是其制度缺陷。

然而，战后联合国发挥的作用极为卓著，不应轻视其成果。只是面对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有必要进行一定改革，使全球南方的声音得到更多反映。

在联合国改革进程中，中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战后一直重视联合国的日本，若希望今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就理应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我希望本次大选能够以“摆脱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合作、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与和平作出贡献的日本”为视角展开。自民党和维新阵营应当认真说明，中国威胁是否真实存在？增加国防费是否真能强化对华遏制？伊吹文明称其为“杯水车薪”，我认为正是如此，最终恐怕只会白白浪费。

新党“中道改革联盟”以“生活者优先”为口号，斋藤铁夫在阐释时反复强调和平，不妨称之为“和平·生活优先”。这一口号作为对当今军备扩张竞争的反命题，具有重要意义，期待其奋力作为。

最后，中国于2023年通过了《反间谍法》，日本也正酝酿制定类似法律。我们在日华侨华人，在两国关系紧张时，往往容易同时受到双方的间谍嫌疑。衷心希望中日关系能够从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使反间谍法名存实亡。希望此次大选，能够成为创造这一转机的契机。

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　凌星光

2026年1月18日

图为笔者凌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