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是时候，推进中日友好！”东京举行华人在日共生议题紧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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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旅日侨网
12月18日，一场以“现在正是时候，推进中日友好”为主题的紧急研讨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日本众议院议员小山展弘、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井上久士、和平与和解研究会与一般社团法人中日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剑波、关注和研究中日关系的律师、行政书士、大学生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为什么正是“现在”要谈中日友好？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历经友好与互惠阶段，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被搁置，而进入21世纪后，新问题又不断叠加。
过去的问题尚未真正被消化，新的现实挑战却已迫在眉睫——这正是“现在”必须重新审视中日关系的原因。
尤其是在日本国内，外国人口迅速增长，围绕签证制度、就业、经营、社会融入等问题，既考验制度设计，也考验社会的包容度。在这样的现实下，中日友好不只是外交议题，更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活动分两个单元。在以“为了现在的中日友好”为主题的第一单元中，多位长期关注中日关系的实践者与研究者，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多层面展开对话。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井上久士直言当前中日友好面临的危机，深入讨论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如何交织，影响两国社会情绪。
资深律师一濑敬一郎从法律与民间交流的角度，介绍中日民间如何共同面对战争赔偿诉求，并通过反战行动推动理性对话。
自媒体“百样”代表刘聪将视角投向年轻一代，探讨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时代，年轻人如何承担起理解他者、跨越偏见的责任。
讨论中，一个共识逐渐浮现：中日友好不能只停留在“口号层面”，而必须回到具体落实的人、具体的行动。如果说第一单元更多聚焦历史与宏观关系，那么第二单元“为了更好的共生”则直面现实制度。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产业创新研究所代表理事、行政书士渡贯谅以在日外国人经营者为例，分析了政府修订经营·管理签证要项背后的深层原因。他指出，拥有政治决定权的日本国民，在决定那些并不拥有政治权利的外国人的命运。他呼吁构建起对在日外国人的支援体系。
日本产业创新研究所理事、国际会计师文捷以新修订的经营·管理签证要件为前提，说明了日本对外国人经营者“理想形象”的变化，即从“个人创业挑战者”向“具有一定成熟度的经营主体”方向的转变，以及个人与企业该如何应对。
特定行政书士、越南国立顺化科学大学特任教授、小说家近藤秀将从制度层面讨论在留资格问题，提出一个常被忽视却十分关键的问题：日本的“国家利益”究竟应如何定义？
近藤指出，无论是经营·管理签证、日本人配偶签证，还是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等工作签证，制度设计的前提始终是：不损害日本人的利益。但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不应该是“日本这一国的短期利益”，而应该放眼于中国、韩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整体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在留资格制度必须被重新审视。
和平与和解研究会与中日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剑波则从更宏观的角度，提出实现多文化共生社会所需的制度性政策建议。
1.建立长期居留者研修制度
要求外国人来到日本后“像日本人一样生活”，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日本培养一个孩子成年，从家庭到国家层面投入的教育经费大约有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34万元）。那么，是否可以只拿相当于其中一到两成的教育经费，对长期居留者进行诸如垃圾分类等有关日本法规、文化、习俗、礼仪等的系统性培训呢？相信这对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有很大益处。
2.活用外国人力资源，参与行政与治安管理
日本警方经常将外国人与“问题”“犯罪”等联系在一起，但如果外国人成为暴力、诈骗事件的受害者，立案率往往偏低。警方的理由是“不了解外国人的情况”“不懂外国话”等等。那么是否可以建立一种制度，让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担任准公务员，或作为辅警参与到案件中呢？
3.对日本社会进行多元文化共生教育
多文化共生必须是双向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社会的同质性非常高，对多文化共生的适应相对比较困难。因此，日本需要把多文化共生教育作为一项国策，多层次、多角度教育日本国民，加强对他文化的理解，提高与他文化共生的能力。
4.建立保护外国人的法律制度
现在日本对外国人的制度，更多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在“减少犯罪”方面下功夫。但外国人在日本是没有公民权的弱者，无法选出自己的代议者，缺乏发声的渠道。因此，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非常有必要建立起保护外国人的法律制度。
最后，众议院议员小山展弘在特别演讲中，以“一衣带水的中日关系”为切入点，回顾了日本脱占领期（盟军占领结束、日本恢复国家主权的时期）后的对华政策轨迹，指出历史选择如何深刻影响今日的外交与社会认知。
小山指出，从2000年前后开始，日本国内一种政治倾向抬头，即走“对美从属型的大日本主义”路线，希望日本可以在亚洲以“大国姿态”行事。这种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安倍晋三和高市早苗。如今，安倍时代培养起来的“御用记者”，正在为高市政权铺路，日本甚至难以找到可以正常讨论公共问题的舆论空间。
小山认为，日本真正应该走的是“对美自主+小日本主义”的路线。因为恰恰是在承认错误、保持谦逊的时期，日本反而实现了更为健康的发展与成长。
这些讨论共同指向一个现实结论：共生不是情感表达，而是一整套制度设计与社会共识的结果。
会议的最后阶段是互动讨论环节，来自大东文化大学亚洲地域研究科硕士二年级的留学生代表、媒体代表等表达了他们在各自学习和工作领域对中日关系的观察，并提出了问题。小山展弘议员、井上久士会长回答了提问。
在两个单元之间短暂的休息时间里，由KIS Sound Studio Official Band带来由近藤秀将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The Blue Sky,I saw》。歌曲以柔和的方式，为严肃议题留出情绪的缓冲，也提醒人们：和平与共生，终究关乎人的感受。
本次研讨会由和平与和解研究会与中日志愿者协会共同主办。前者成立于2005年、战后60周年之际，长期致力于反思战争、守护和平；后者则扎根现实，服务在日华人及其他外国人，推动民间层面的理解与互助，促进在日外国人与日本社会更好的共生。
正如与会者多次强调的那样：中日友好不是某一代人的任务，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完成的事业。
在情绪化言论愈发容易传播的今天，冷静、耐心、基于事实的对话反而显得稀缺。也许，中日友好并不会因为一场研讨会立刻改变什么，但如果连“认真谈论”的空间都不复存在，那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信号。
正因如此，现在，才更需要中日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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