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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日瞧日:《风起》与宫崎骏的精神炼狱

  • 2018-12-28 10:30:55
  • 来源:侨日瞧日
  • 作者:jiangjianqiang

1,“风起,唯有努力生存”

蓝天白云。青色山峦。新鲜的空气。一阵微风,一场细雨,野外四季的花开花落,杂木林中的鸟啼虫鸣。一边踏着林间腐叶渗湿了鞋子,一边感觉这片土地让他找到了自己。生命之歌,就是这样充满着梦想与爱。

这是上世纪30年代日本唯美主义作家堀辰雄在《风起》小说中,对主人公“风起,唯有努力生存”(“風立ちぬ いざ生きめやも”)的文本表现。令人吃惊的是,80多年后的今天,宫崎峻将其拿起,续上了另一少年的梦想与爱。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个看似艺术化的接续,宫崎峻将自己的收山之作推上了风口浪尖。

争论的焦点就在动画影片主人公崛越二郎(1903-1982)身上。宫崎在8月11日的《赤旗》新闻刊文说,主人公二郎与自己的父亲常相混淆。父亲比二郎小11岁,遭遇了关东大地震,战争中是生产飞机零件的军工厂干部。并不能想象他们没有罪。但是,人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尽力而生存的。这就揭开了一个人们至今为之困惑的谜点:宫崎为什么要选择崛越二郎的物语作为他的收山之作?

谜点的揭示恐怕在于二郎对宫崎而言,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二郎设计出的战斗机用于战场,这与宫崎的父辈们所干之事有相似性;另一方面二郎执着于创造“美丽之物”,这与宫崎醉心于动漫,追求艺术之美又不谋而合。二郎一方面是宫崎父亲的投射,另一方面也是宫崎自身的投射。这也是宫崎看到完成後的作品,竟然泪流满面的一个原因。他自己也承认这是第一次为自己的作品流泪,很是难为情。为什么要流泪?不就在于他坚信生命里有些东西,历久弥坚。等再一次風起,你就会相信。

这正如社会评论家冈田斗司夫在其新著《话说<风起>》(光文社,2013年11月)中说,“宫崎没有把二郎描写成英雄。他只是通过二郎表现了自己。”于是他用林间,用山丘,用草原,用缠绵,用梦想,用情爱去温存那段历史,消解那段历史,并试图将那段历史,纳入他的所谓人文关怀的色调之中。

于是,他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

左翼问他为什么再度勾引历史?

右翼问他为什么将历史躲躲闪闪?

2,能为十死零生而礼赞吗?

确实,问题的回放还必须落在崛越二郎这位历史人物身上。这位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航空学科毕业的高材生,入社三菱内燃机(现三菱重工)。他先后设计出七试舰上战斗机和九试単座战斗机(后来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在战时接受军部指令,从事零式舰上战斗机(简称零战)的研发。零战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战机。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很好的垂直机动能力。与零战缠斗,很难从背后将其咬住,甚至遭到零战的反转被其咬住。日本航空学专门家加藤宽一郎在《零战的秘术》(讲谈社,1992年)中,将零战的特性归纳为五点:机体超轻量化;配置大口径的20mm机关枪;运动性能和操纵性能一流;惊人的续航能力;视野良好,特别是在后方。

到战败日为止的6年间,日本共生产出由二郎设计的10425架零战。但到1945年8月15日战败这天,仅剩下6架。最后留给这位设计师的,是满地飞机的残骸和残骸下埋葬的生命。不错,每一块铁片,每一颗螺丝,都是他亲手画出。他曾忘情地说过,我在一瞬间忘记了自己是这款飞机的设计者,只感到美。“飞机不是兵器而是纯粹的完美之物”。他在影片中如是说。对此,《每日新闻》发表东京大学教授藤原归一的批判文章。说:与战争的现实相切割,只惑溺于战斗机的美态,不就象小孩一样吗?

实际上,为美而设计是个非常袖珍非常脆弱的球体,往往一捅就破。当来自前线的海军军部一再强硬要求寻求最大攻击力的时候,二郎将飞机用材一轻再轻,以至将急速俯冲后拉上就有解体危险的设计提交了出去。这然道也是为美而设计吗?2005年,三菱重工公开了当年与二郎搭档的另一位设计者曾根嘉年多达10本的手记。里面披露了零战鲜为人知的二次空中解体事故。

一次是在1940年3月11日的海军横须贺基地。这是在高速俯冲后急速拉起之际发生的。原因解明为金属疲劳。而引起金属疲劳的原因是金属板轻量化的结果。事故的调查报告送至海军总部。但是军部无视改善的要求,再次强调攻击第一。

另一次是在1941年4月17日。也是在急降后的上升,由于主翼金属板太薄,无法受力导致折叠。主翼一变形,对空气的阻力就增大,机体异常抖动,导致空中分解。在事故报告书中,写明了强度实验没有过关。但是军部隐瞒了这个问题。而一贯自负的二郎则对军部的这些做法不持任何异议。他当然知道高速拉上时要有受力的机体作保证。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只有900马力的“瑞星”引擎,而没有选择1000马力的“金星”62型引擎。因为后者要比前者重34公斤。故意忽视战斗机的基本要素,是为了让军方更多的杀人,这与美有什么关系呢?

二郎在去世前的1976年,曾接受作家柳田邦男的采访。当被问到“您对公司委任您这样的新人担任设计是否感到惊讶”时,他回答道:为什么惊讶?公司其实很不景气,我可是为数不多的东大航空系毕业生之一,说不定他们把我当作走出困境的希望。(参见《零式战斗机》(文艺春秋,1977年)显然,当时只有30多岁的二郎,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参与制造“杀人的锋利屠刀”。倒是日本老牌的《历史街道》杂志,今年9月号专访崛越雅郎。这位已经76岁的长男想为父亲作点技术性的开脱,但一不小心,陷入了逻辑的陷阱:“父亲对日本卷入世界战争感到非常的恐惧。在日德意三国结盟的那天,他对母亲说,这样的话日本就在战争的道路上笔直向前了。好像他从心里预感如果战败的话,他的工作就会被剥夺了。”这里,最后一句话非常有逻辑看点:战败了就会失业。为了不失业,就不让其战败。而不让其战败,就必须拼命为军部设计最新武器。

这就令人想起作家大冈升平在《莱特战记》中的一句话:“在传统与大义的美名下,年轻人无益的去死,这是神风特攻最为丑恶的部分。”而神风队员“玉碎”的飞机就是二郎设计的零战。如有神风特攻第一号之称的关行男大尉,就是在菲律宾战区驾驶着零战去死的。这个时候,你还能为“完美”的零战所带来的十死零生而礼赞吗?

影片中有这样的细节:在零战的研发中,用超薄铝合金挤压出的钢材部件送到了二郎这里。打开盒盖,里面的钢材用报纸包裹着。而报纸的记事恰恰是日本军进攻中国大陆的消息。这表明战争又扩大了。但是二郎没看报纸一眼,而是急忙取出钢材。这个细节描写表明战争死了多少人并不在二郎的视野之内,他只关心他的用材如何使飞机更轻型。

3,受困于很美与很暴力的终极问题

作家吉村昭的小说《零式战斗机》在1978年由新潮社出版。二郎本人应该知道作品是写他的,而且是朝着“宏大叙事”方面写他的。晚年的他是种怎样的心境呢?是否想到创造了美的东西,而这个美的东西又去很美的杀人?到2012年为止,这部小说已经再版了50回,可见畅销的程度。但问题是越畅销,日本人越是受困于一个“很美”与“很暴力”的终极问题。

设计飞机是工匠,更是一位灵感泉涌的艺术家。就像世界著名的日本刀,它冷冽的刀锋,发出青色光焰的刀身,统合力量和优雅的弧线刀背,成了令人喜悦的美丽道具。但是在武士手中,刀锋从刀鞘现身的几率太频繁,甚至连无害生物的颈项都难逃刀下。所以日本刀又成了武士道杀人的象征。要追究工匠的责任吗?显然在法理上难以成立。那么飞机设计也是这样,它艺术地注入了工匠的魂魄,神佛的灵气。但它用于战场,用于杀人,要追究设计者的责任吗?显然在法理上也难以成立。况且所谓的“正义”与“进步”总是被极端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所裹挟,技术者的选边有时也就显得身不由己。

一般而言,对技术中立的过度信仰和对美的样式的过度追求,作为主体的造物者就会异化为物神崇拜论者。从理论上说,这种异化起源于“是”(is)与“应该”(ought)之间的逻辑鸿沟。也就是说,不能从“是”推导出“应该”。如,零战是杀人武器,制造者应该负罪。这一命题从形式上说就显现出逻辑鸿沟。因为换一个不包括“应该”的命题,并不能演绎出一个包括“应该”的命题。这种逻辑鸿沟可追溯到英国哲学家休谟那里。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曾要求人们大大降低对一般道德判断的必要性。

显然,这里的问题在于设计者自身的灵魂敲打。

在这方面,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要比东方人来得自觉与动容。爱因斯坦说自己一生所做的最错误的事就是提议研发原子弹。“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核轰炸的消息传来,大多数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心情沉重。奥本海默对广岛和长崎所遭到的巨大灾难也深感内疚。他想到了《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现在我将成为死亡和世界的破坏者”。为此他向杜鲁门表示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积极投身反核运动。

相比之下,二郎的灵魂“透析”就相当不够。非但不够,他还在1970年出版的《零战——其诞生与荣光的记录》书中,又吹捧了一把技术至上论。他在前言中写道:“太平洋战争结束到今天已经25年了。而零战为什么还活在人们的心中?如果日本人只是一些人所说的是模仿的民族,或者是细工见长的民族的话,那零战是无法诞生的。审视当时世界技术潮流,审视当时世界中的日本国情,零战是在独特的思考和哲学之下而设计,它流淌着日本人的血。从这一意义上说,零战并没有老去,这是我们今天谈论它的理由。”

从这段话里,我们看不出有丝毫的忏悔,反省或不安在撞击他晚年的心境与灵魂。在书中二郎以“13架飞机屠宰敌人27架飞机”为小标题,说知道重庆空战10分解决问题,我方不死一人的详情是在战后不久的时候,这是超乎我想象以上的非常漂亮的一战。表明他还念念不忘重庆空战是零战的首试,更是他的技术的首试。

确实,悄悄改变格局的是技术。技术不是上帝也不是恶棍,不是伟人也不是庸夫。然而这个看似中性的技术,一旦与世俗结合就是人的恐怖命运到来之时。知识与迷茫就是这样纠缠着人。让人始终处于阵痛和挣扎的状态。但在二郎那里,我们看不到这种阵痛和挣扎。这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4,宫崎骏显然没有惩罚罪恶的企图

《风起》的时间跨度是明治末的1910年到战败的1945年。这在日本是怎样的时代呢?

司马辽太郎写有《坂上之云》的小说,描写日俄战争。时间是1904年(明治37年)至1905年。这时二郎刚出生一年。这场战争日本自称以胜利收场。“坂上之云”为何意呢?就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日本向欧美列强看齐开始往高处攀登。什么时候攀登上了“坂”(高坡),也就是行进到了云雾间,所以必须努力持续攀登。问题是即便攀登上了“坂”,也到达不了云雾间,但是这个非要到达的憧憬则是人的最大原动力。司马画了一张大饼,让日本人望饼充饥。

毫无疑问《风起》承袭了这个思路,登场人物无不怀有同样的憧憬,追赶欧美列强成了当时日本人最大的梦。二郎的友人本庄在大学食堂里问二郎:今天又吃青花鱼?肉豆腐也很好吃的嘛。二郎答道:还是青花鱼好吃。看,认准了一个价值目标,不言轻易放弃。这就是司马所言的“坂上之云”。

二郎研发零战,使得二次大战得已延长,最终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终焉。影片最后的构图是大街小巷到处是燃烧的熊熊火焰。但这次不是影片开头的关东大地震,而是整个日本在战火中燃烧。确实,决定战争的是天皇,政治家和军人们。但是二郎制造出高性能的零战,则让日本人看到了“坂上之云”。有这样的飞机,有这样的技术,日本还有什么不能行的?

高度亢奋的结果就是国民也好政治家也好军人也好,大家都往“坂上之云”攀登,不到彻底战败为止,绝不言停战。影片中宫崎让每一个人都怀有一个梦。但也正是这个梦,让登场人物尝到了来自天国与地狱的不同滋味。这个构造很巧妙,实际上它折射出了日本人的知性构造。这就象中国人从小就会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样,日本人从小就会背诵宫泽贤治的“雨にも負けず、風にも負けず”(不输给雨,不输给风)的诗句。不同的是,日本从这里走出了千千万万个阿信。她们真诚,坚毅,永不放弃追求。这里可以窥见宫崎的一个用心:如何用二郎的精神心向,引领堕落的当代日本人再出发?

“风还在吹吗?”意大利人卡普洛尼每次在梦境中这么问二郎。

“风还吹着。”二郎总是这么回答。

现实与梦境的切换,就像风一样,虽看不见,却坚信它的存在。

恋人菜穗子病死了。但同时二郎的零战也完成了。最终零战还是没能挽回失败的命运。二郎当然知道这一切,但他只是皱皱眉头。物语的最后,二郎在梦的世界里再会卡普洛尼。二人一起走下山丘,喝红酒去了。他还是陶醉于自我满足之中。好像战死无数与他无关,国家沉没与他无关。面对夕阳下的满地碎片,他还在做他的梦。

2013年8月23日出版的周刊杂志《朝日》发表了题为《宫崎骏“风起”的原型人物留下的“8,15”手记》的纪事。文章说这是今年在崛越家发现了题为“八月十五日”的手记。二郎在手记中写道:“从明天开始我们干什么好呢?除了制造飞机已经结束之外,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必须要思考。”思考什么呢?再如何设计更美更凶残的飞机?

日本人说二郎有孤高的气质。但再孤高,面对无数生灵的死而丝毫不为所动,这种孤高就是一种残忍了。在影片中,宫崎想用生活中的感动去消解人间的罪恶,但他显然没有惩罚罪恶的企图。所以二郎在最后的时候让死去的菜穗子说:还是活着的好。这里,故意的内敛与疏离,虽有让人雾里看花之感,但宫崎最后打出向崛越二郎致敬的字幕,则表明他自己的信念最终也被这逝风残梦所击碎。

5,虚虚实实之间,竟也如风

评论家切通理作早在2001年就写《宫崎骏的世界》(筑摩书房),指出宫崎喜欢激烈震撼的东西。说他对战斗机以外的飞机没有任何兴趣。他引述宫崎的话说,不期望战争但是在战斗中让人看到的人的能量,对此有一种异常的关心。零战首先是用在了中国重庆战区。也就是说二郎的技术使得众多中国人的生命丧失。这点宫崎骏当然是知道的。但这位和平主义的“兵器宅男”,还是暴露了在认知上的短路。 一般而言,杀人武器的设计者大都遭“冷处理”。不得大肆张扬不得过多宣传,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通律。这就像杀人武器的改进与研发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但我们很少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原因就在这里。道德律令与战场惨状使得设计者们只能在圈内为少数人知晓。

不错,美国漫画家,作家布塔乌姆用漫画表现过奥本海默,书名为《我成了世界的破坏者——原子弹的开发与投下》。日本学者内田昌之将其翻译,在2013年7月交イースト・プレス出版社出版。但诚如书名所表白的那样,这是一本奥本海默的忏悔录,他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感到惊惶失措”。而宫崎骏的问题就在于他以为有一个不受限定的挖掘“技术者魂”与“少年梦想”之间无限的艺术空间和想象空间,而把道德律令与战场惨状置于不顾。或者干脆就不知道有一个杀害无数生灵的美丽物体,其设计者和制造者是需要“冷藏”的通律。这正如二郎的长男所言,原本父亲只被航空圈内的1万人知晓,但《风起》使得有1000万人以上知晓。但他还是得出“感谢导演宫崎骏”的结论,表明那个“被诅咒的梦想”正在日本社会不知不觉的蔓延。况且日本人在知性上向来只认美丑不知善恶,使得问题更趋险恶。

除了理性,人还有什么?古希腊哲学家的答案是,人除了理性还有错误。也就是说,在理性的算计上,人只有完善程度的差别。可能为此故,72岁的宫崎在《风起》推出后宣布引退。在面对“对兵器的礼赞是否等于对战争的礼赞?”等通过人的狡黠理性算计而提出的诸多无解之问,他只能抽身而退。当到处充满理性的时候,人们同情诗。当到处都是诗声朗朗的时候,人们怀念哲学。如今,宫崎守望着入夜后静谧无波的隅田川,还有那川上的点点繁星。是真是幻,是幻是真?虚虚实实之间,竟也如风。这风是诗意的还是哲学的?恐怕只有宫崎骏自己明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风起》就是他的精神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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