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解析

从数据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大学毕业生即包括应届生，也包括往届生。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难，看看青年人失业率，可能就会有一个大致观感。

近年来，中国高校每年毕业生的数量都在1000万以上，青年劳动力人口中，大学毕业生占比应该接近半数。

再加上，相较于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较容易出现就业意愿与供给岗位不匹配问题，就业更难。

因此，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与城镇青年人失业率相比，只高不低。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8月，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8.8%，创今年以来新高。

由于国家统计局去年刚刚调整过统计口径，难以从数据中看出青年人失业率变化趋势。在这，我们采用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

ILO数据包括农村，农村失业率较低，因此，ILO估算数据比国家统计局数据，大约低2～3个百分点。

从ILO估算的青年人失业率（15-24岁）来看，中国在2020年疫情爆发前，多数年份高于美国、日本、韩国，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在疫情爆发后，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只有中国有这一特征（图1）。

另一方面，除了在新冠疫情期间青年人失业率一度上升的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在这十年间的青年人失业率持平或下降。

中国的青年人失业率在2023年达到这十年间的最高水平，为15.7%，比2015年的10.7%高出5个百分点，2024年仍然保持在15.4%的高位。

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就业难

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首先在于，大学毕业生期望职位与岗位供给之间存在错位，出现就业匹配问题。

1.期望就业与实际就业的行业分布不匹配

根据 “智联招聘”2023/2024年版的问卷调查，2023/2024年毕业的大学生最想就业的热门行业包括IT/通讯/电子/互联网（ICT）、政府、媒体娱乐、汽车、金融等（图2）。

大学生看重的是这些行业的稳定、薪酬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

2022年，城镇就业人员年均工资，ICT为22.4万元、金融为17.4万元、媒体娱乐为12.1万元，均超过了全体城镇就业人员年均工资11.4万元。

数据来源:智联招聘

数据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

然而，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按行业划分的青年人就业总数看（图3），与这些行业在大学生中的高人气相比，它们在城镇青年就业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有限。

特别是ICT行业，2024年，期望到该行业工作的大学生有26.4%；但是，青年人就业总数中，该行业占比仅为5.0%，竞争非常激烈。

另一方面，青年人就业总数中，占比最高行业是批发/零售，为15.5%。

批发/零售行业，需要较多的物流配送人员。例如，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称，2024年第二季度北京市求人倍率最高的是配送员（7.3倍）。

但是，愿意去该行业的大学生却不多，2024年只有4.9%。大学毕业生可能觉得配送工作不够“高端”，可能也比较累。

2.更想做白领，不愿意做蓝领

许多大学生有了大学文凭加持，倾向于做白领，不看好一线蓝领工作。

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几千年的社会意识形态，根深蒂固。

考上了大学，即使做不了官，也得做个白领，断断不可再当蓝领。

猎聘在2023年10月的报告指出，在2024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中，只有六成的人在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情况下能够接受从事蓝领工作，其余的大学生则拒绝从事蓝领工作。

然而，中国是个制造大国，更需要的是生产现场的蓝领。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考上大学，村里要表彰你一下，赠送几千元奖学金。这千万不能要！

钱不多，压力却很大。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不减的原因

大学生毕业生就业难度不减与“疫情”、以及“迟滞”效应的劳动市场传递渠道有关。

1.经济衰退时，工作机会减少，失业率攀升

在劳动市场中，有三类人：雇主、内部人和外部人。内部人指内部员工，外部人指包括失业人员和刚进入劳动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等求职人员。

当出现“疫情”等负面冲击，经济衰退时，需求下降，企业需要控制人力成本，其方法是降薪减员。

由于工资存在向下刚性，降薪几乎是不可能的。按《劳动法》规定，“公司（雇主）要进行降薪的，需要与（内部）员工协商达成一致，且要采用书面形式。”试想，内部员工能同意吗！

减员即减少在职员工的数量。在这，

减员数量=裁员数量-新招人员

裁员成本很高，包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以及劳动仲裁费等。因此，企业在减员时，往往倾向于少招新人。可见，在经济衰退时，工作机会减少。

对于企业而言，大学毕业生无疑就是新人。

虽然有些企业出于未来的考虑，会特地给学生留些机会。但是，相对于每年庞大的新涌入的劳动力，可谓是杯水车薪。

于是，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就开始累积，许多“应届生”变为没有工作的“往届生”。这是“疫情”期间，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年轻人失业率不断攀升的原因。

2.失业时间越长，就业就越困难

但是，从图1我们可以发现，“疫情”结束后，青年人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甚至还有所升高。

这是因为，失业时间越长，失业人员就越有可能出现以下各种问题，就业就越困难。

技能衰退

技能衰退是指，失业人员开始忘记他们的技能，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技能永久丧失。

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干中学”非常重要，他们需要尽快将在学校学得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进则退。

而且，有些知识老化特别快，如计算机等。根据摩尔定律，计算机性能，大约每隔18个月，就会提升一倍。对相关知识，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信号传递效应

信号传递效应，也被称为“污名”效应。通常，企业偏向雇佣有稳定就业历史的求职人员，因为这表明他们是可靠和有技能的。

在经济衰退期间，大学毕业生能会因为需求不足，无法就业；或者时断时续地打些零工，因此，没有漂亮连续的简历。

尽管这不是大学毕业生自身的问题，但是，这有可能给企业传递一个负面的信号，企业对该大学毕业生的可靠性，或者技能就不太有把握。

因此，企业在雇佣这些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时，就会更为踌躇。

认知失调

一些大学毕业生如果长时间无法找到工作，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彻底失望，破罐破摔，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可能会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一些人打着考公、考研、考编的旗号，在家混日子；家里有些资本的，则干脆躺平，靠收租、啃老、理财过日子。

在上述问题的作用下，每年都有一些失业大学毕业生沉淀下来，从暂时失业变成长久失业，流量变存量。

今后，在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不仅要消化流量；还有“去存量”。

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以及长期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两个方面。

短期影响在于年轻群体失业拖累居民消费。

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或者没有稳定的工作，其收入水平减少，会压低个人消费。不仅如此，其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也会增加储蓄，以防万一，家庭消费水平也会下降。

在“疫情”结束后，中国的个人消费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出现强劲反弹，而是持续低迷，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影响通过以下三条途径：劳动投入量、劳动质量和技术进步，压低潜在增长率，由此产生“迟滞”效应。

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可以分解为劳动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三个要素。劳动力可以分为“劳动投入量”和“劳动质量”两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投入量不足将导致经济增长减速。

在索洛增长模型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毋庸多言。

第二，劳动质量提升不足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有时期劳动质量都是推动增长的因素。例如，研究发现，2013年至2020年劳动质量每年带来了0.5个百分点的正增长。

劳动质量表示“因学历和工作年限等带来的质量提升”。然而，如果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职业发展失败，那么通过劳动质量提升带来的增长推动效果将逐渐下降，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

第三，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将对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推动技术进步需要人才，尤其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大学毕业生。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与人才投入量成正比。如果企业的人才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下降，那么企业活力也将逐渐降低，中国经济整体的活力也将丧失，技术进步也无从谈起。

（注：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