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的时代回响：走进北京非物质文化的瑰宝世界

提及北京，不少人可能首先会想到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古人类北京人，使这座城市的文明起点可以追溯至几十万年前的周口店遗址。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从燕国古都到今日政治文化中心，这座有三千余年建城史、八百余年建都史的古都，既是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的中心，也是一部立体展开中华文明的史诗。

北京：文明交汇的历史长河

在最新一期的日文杂志《中国纪行》2025年7月刊《悠久之都北京》中，该杂志主编川田大介深入北京及周边地区，以宏大的历史视角，通过实地考察、采访等形式，从“北京人”与“山顶洞人”的时代出发，以“非遗”为关键词，揭示这片土地上文明的积淀和交汇，探访北京的民间匠艺、城市历史与文化脉络，带领读者从细节中窥见中华文明的脉动与延续，感受北京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之地的深厚底蕴。

北京市房山区古称“圣聚”，即“圣聚之地”，是古代燕国都城所在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北京就已是燕国的重要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川田大介在文中指出，北京是一座“可穿越时空的城市”：从房山山洞中敲打燧石的先人，到紫禁城内运筹帷幄的帝王，将中华文明的一砖一瓦、一线一墨推向了巅峰。

在本期杂志中，作者以翔实的笔触描绘了那些仍在街巷胡同中活跃的“文化灵魂”，让我们从技艺、传承人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这座厚重而又不断变革的城市。同时杂志中还提到《山海经》等古籍中有关“倭属燕”的记载，暗示了中国与日本古代的地缘文化交流，正是这种文化的交错，使北京成为连接古今中外的枢纽之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的文化魂魄

如果说北京的历史建筑展示了有形文化的辉煌，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展现了无形精神的延续。在本期《中国纪行》中，川田大介深入采访了多个非遗传承人，通过一双双手艺人巧手，一段段传承故事，还原了北京文化的温度与人情。

在北京时，川田大介深入采访了多位北京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记录了他们的生活、技艺与初心。起源于明代的景泰蓝，是以细扁铜丝为线条，在铜制的胎体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再将五彩珐琅釉料点填在花纹内，经过数次进火烧制，再经磨平、镀金而成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精品，其工艺极为复杂。

川田大介走访北京市珐琅厂有限公司时，在景泰蓝工坊，看到一位位老匠人以金丝描绘图案，再以彩釉填色、烧制，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几代人心血。

金马派风筝是北京传统风筝流派，由清末民初艺人金福忠与工笔画家马晋融合各自技艺创立。金福忠以造型粗放、色彩浓丽的“黑锅底”风筝著称，马晋作品则以规整雅丽见长，二者结合形成骨架精巧、设色雅致且融入京剧脸谱等民俗元素的独特风格。

在什刹海边的风筝铺中，技艺人仍然使用传统纸料与手工绘制。堂前燕的毽子则以皮革底座、鸡羽装饰、铜钱配重而闻名，结合舞蹈、竞技与艺术，已传承百年。

通州运河龙灯形成于清道光年间，以方形龙头、蓝色七节龙身等独特形制著称，据考证最早可追溯至1835年的民间祭祀活动，通过二月二龙抬头仪式祈求风调雨顺。通州运河龙灯融合了宗教、民俗、戏剧等多重文化因素的集体记忆，每年春节舞龙巡游成为全城瞩目的民间盛事。

这一期《中国纪行》还记录了代表老北京童趣与吉祥寓意的兔儿爷泥塑、自清代以来被书画界推崇的一得阁墨汁、至今在胡同及茶馆中仍可见艺人讲述古今的曲艺——北京琴书等，这些技艺并非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是活在人们日常、活在城市脉搏中。

这一期杂志通过非遗的窗口，让人们看到了北京文化的另一面——它是可被触摸与聆听的，川田大介认为每一位传承人，都是时间的雕刻师。他们不仅保留了手艺，还延续了北京人对生活的美学态度和文化尊严，构成了“老北京”最有温度的文化脉络。

城市对话：北京与天津的文化映照

在采访中，《中国纪行》的采编团队也造访了北京周边的天津市。作为近代以来中西合璧的典范城市，天津与北京虽相邻，城市气质却迥异。

据北京市方志馆所载：北京的城市发展脉络由琉璃河的古蓟城向东北方向发展到辽南京，又再向东北方发展建了元大都，明清两代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等，这些历史积淀构成北京大气城市格局的基础。

北京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古都，又是一个移民城市，它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融合了南北东西的文化，吸收了国际上最新的建设理念，它融合了南方人的智慧和北方人的勇气，也有许多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建筑杰作。北京是个大熔炉，无论来自哪里的人们，都会融化在它深厚的文化底蕴里。

而距离北京120公里之外的天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一直保留着它的“土”与“洋”，它的“土”，来自于它活泼的、接地气的民间文化，它的“洋”来自于它复杂的地理位置和近现代史。

金朝时，黄河入海口向南发生移动，天津地区形成了稳定的海岸，告别了早先时而露出海面、时而被海淹没的状态，具备了人口大量聚居的物质基础。1214年，金朝在三岔河口附近设置直沽寨，驻兵防守，天津开始成为守卫都城的军事重地。元朝定都大都，直沽寨成为南方粮食运送到京城的枢纽，漕运兴盛，经济地位愈益突出，成为京畿重镇。1404年，朱棣南下争夺皇位，相传正是他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经由之渡口。清康熙年间，天津城已颇具气象，“大小衙门及寺观、宫府、庵祠、牌坊之丽，洵然大观，巍然一大都会也”。

1860年，《北京条约》确定天津为通商口岸，被迫开放，在天津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匈帝国）、比（利时）九国的租界。天津是继上海之后中国第二个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中国设立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清末民初时局的动荡，让晚清权贵、民国政要、地方官员、工商业资本家来到天津的租界寻找一方安宁。他们或是就此隐居，或是先找一幢舒适的小楼落脚，静静观望，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在这一期《中国纪行》中，我们通过大量图文能够感受到：北京更偏向“正统与历史”，从紫禁城到天坛，从胡同文化到非遗技艺，处处彰显传统与权威。而天津则更显“灵动与包容”，拥有欧式街景、相声茶馆与洋楼文化，是近代工业文明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成果。

杂志通过对这两座城市的比较描写，让读者得以感知：文化不仅在“传承”中存在，也在“碰撞”中焕发新意。北京是根，而天津是枝；一个厚重，一个灵动；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外生长。二者共构出华北文化的广度与深度。

《中国纪行》之《悠久之都北京》不仅是一篇篇人物与技艺的记录，还是一场文化与文明的再发现之旅。北京的魅力，不只在于它“古老”，更在于它“活着”——活在一代代传承人的记忆中，活在一个个非遗技艺的细节里，活在这座城市的温度与韵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