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光片羽：从四体《大藏经》雕版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一书付之梨枣，可化一为千百”，雕版印刷术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典籍，但因木质书版的特性，随着历史变迁，无数雕版湮灭在书厄浩劫之中，留存至今者凤毛麟角，可谓“吉光片羽”。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展中的《大藏经》展厅。（图/故宫博物院官网）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典籍也随之在中国得到很大发展，翻译、缮写、刊刻的佛经大量出现。除单经外，还整理编辑了《大藏经》。《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以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为核心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是佛教经典的总集。

清代翻译《大藏经》对民族文化的贡献

明朝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落崛起，部落首领俺答汗南征北战，积累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基本统一了右翼蒙古(鞑靼)，还将势力伸入青藏地区。俺答汗势力之大、兵锋之盛，就连蒙古宗主大汗达赉逊也被迫东迁辽东，以避其锋芒。

明隆庆五年(1571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阿兴喇嘛到蒙古地区传教，他努力劝说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并让他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会晤。明万历六年(1578年)，俺答汗赴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与索南嘉措会晤。会谈中，索南嘉措宣布俺答汗是忽必烈大汗的转世，并赐其法号“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俺答汗则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次会晤具有深远意义，此后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译经工作亦连绵不断。

清代中央政府对各民族推行“同文之治”的文化政策，直接促进了《大藏经》等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也推动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刻满汉蒙藏文四体合璧本，经折装。（图/故宫博物院官网）

康熙皇帝特别注重刊行蒙古文《甘珠尔》以“利于祭诵”，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令刊刻蒙古文《甘珠尔》。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傅恒上书提出，要让僧人念经念得准，需要标明原音、辅音的韵脚和切音，最好能看着汉字就能念出梵音。于是，为方便蒙古地区僧人念诵咒语，《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添译了蒙古文。蒙古文《大藏经》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也是蒙古族已知最大部头的古籍。

《大藏经》雕版，佛教本土化的重要见证

《大藏经》的版本是单页叠放在一起未经装订的长条书，经页为长方形，按其内容及页码放在一起，这种装帧形式称为“梵夹装”。梵夹装源于古印度，是用来装订梵文书写的贝叶经。

《大藏经》的印刷除使用黑墨，还兼用朱砂和藏蓝墨，其中贵重的多用金、银、玛瑙等各种宝石研成色汁进行印刷。印制好的经书上下夹以护经板，夹板大多使用檀香木等上等木材，皆为红漆描金，绘有图案，制作精细。经袱用深黄色的锦缎丝绸包裹，华贵大方。

四体《大藏经》雕版通过对汉、满、蒙古、藏文四种文字的刊刻，展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日渐形成的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体现。

永乐版藏文《大藏经》之红漆戗金八吉祥纹经文夹板。（图/故宫博物院官网）

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几种文字的《大藏经》雕版？

故宫博物院雕版馆于2023年10月首次举办了清代宫廷雕版专题文物展，重点展出了32件(套)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其中最具亮点的便是位于展厅中央的汉、满、蒙古、藏文四体《大藏经》雕版。

汉文《大藏经》，又称“乾隆大藏经”“龙藏经”“清藏”，是清代惟一官刻汉文《大藏经》。因每卷首页均有雕龙“万岁”牌，故名《龙藏》(一说是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故名《龙藏》)。汉文《大藏经》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因其雕版最初存放地在嵩祝寺，首印亦在嵩祝寺，故又被称为“嵩祝寺版”。故宫博物院现藏满文《大藏经》76函，605种(33750页)，雕版4万余块。它代表着清代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是“康乾盛世”的产物。

藏文《大藏经》在体系上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包括经、律、论三藏和四续部，《丹珠尔》主要包括古印度和中国西藏佛学大师、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疏和论著集成。藏文《大藏经》不仅包括佛教显密经典，还包含各个学科的重要典籍，对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故宫博物院现存藏文《大藏经》雕版40余块。

蒙古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刻本，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亦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组成，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把手抄蒙古文《甘珠尔》与北京版藏文《甘珠尔》校勘整理后在京城木刻刊行。乾隆皇帝时期，组织蒙藏地区高僧，把雍正二年(1724年)北京木刻版藏文《丹珠尔》全部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

清代汉、满、蒙古、藏文四体《大藏经》雕版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记忆与智慧的珍贵文物，不仅是中华文明在促进民族融合、展示工艺美术、传播文化知识等方面成就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编辑：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