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专访全国译协本年度“资深翻译家”称号获得者之一王众一

2024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于3月30~31日在湖南长沙召开。在30日上午的大会环节，亚太传播中心前总编、现特别顾问王众一被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王众一在《人民中国》采编译岗位上耕耘35年，获此殊荣可谓实至名归。借此机会，围绕其作为一名翻译家的成长历程、译事趣闻、翻译在中日两国沟通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以及AI时代翻译事业的前景等，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在2024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上，王众一被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Q1

——恭喜您获得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请问这一荣誉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众一（以下简称王）：今年全国有70多位长年活跃在翻译一线的领军人物获得这一称号。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幸运与光荣。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加入《人民中国》团队，得益于《人民中国》厚重的人文内容滋养以及资深翻译前辈和日本专家的提携，加之我本人对跨文化翻译、国际传播和人文交流的喜爱，35年来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一个职业译者与跨文化传播媒体人。因此，这份荣誉首先属于《人民中国》杂志，属于这个值得骄傲的团队。真正令我终生骄傲的是成为这个品牌与团队中的一员。

Q2

——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些和《人民中国》的故事。

王：70年代因为父母阅读的缘故，十来岁时我就通过《人民中国》接触到了日语。70年代末在中学学习日语时，《人民中国》的文章是我的辅助教材。80年代我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学习了7年日语。80年代末毕业后，我踌躇满志地选择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结果在《人民中国》的第一课，就是我翻译的稿子被日本专家几乎从头改到了尾，在学校里一直以学霸自居的我遭受了很大打击。这一回合使我认识到，比起拘泥于辞典层面的“对不对”，让读者自然接受并带来阅读快感的文字，才是翻译的真正王道。我的翻译观由此得到改造，在我心目中“行不行”成为检验翻译是否合格的标准。

中国近代翻译鼻祖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中国翻译界奉为圭臬。“信”指的是遇到在翻译对象语言中没有的概念时，要“无中生有”地创造出能准确自然地表达出原语内涵的新词；“达”则是要求译文不仅意思要准确，还要读起来“行”。

从“信”到“达”，两者的统一，在《人民中国》的翻译规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日同事在译稿阶段的日常性深入探讨，使得在日文语境中无法直译的词语或句子得到创造性转换；日本专家改稿与资深中国翻译者核定稿，确保了孕育自中国独特国情的文化在转译过程中，其内涵深意不会走样；每月一次的文章标题讨论使得中国式思维的文章标题得到“得意忘形”的改写，最大限度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定期召开的翻译交流活动中，王众一和同事分享自己的经验。图片：顾思骐

几代人摸索形成的翻译规程使我得到了从理念到实操层面的得天独厚的规范化历练，而团队中杨哲三、安淑渠、金田直次郎、平井辉章、韩美津、原口纯子、横堀克己、岛影均等前辈与日本专家的各种直接指导与方法启发更使我在不同阶段都受益良多。

工作中结识的译界前辈或同行更让我多维度地拓展了眼界。大前辈刘德有通过流行词关注日本社会意识变化的著作引发我对社会语言学的兴趣；国际广播电台大翻译家李顺然日语撰写的随笔栏目语言诙谐有趣，激励我努力践行编译合一、外语写作；《北京周报》翻译家林国本在处理时政类翻译方面的策略给我带来许多启发；与著名文学翻译家文洁若的交往让我对译者母语功底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北京—东京论坛上打磨议题与共识过程中，翻译家蔡院森允执厥中的翻译智慧令我受益匪浅；旅日中国学者毛丹青的“越境写作”和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家泉京鹿的译作使我得到了可参照的跨文化交际处理的实例；日本翻译家刈间文俊、水野卫子在电影字幕中翻日方面的成就更是给我在精炼翻译方面带来了方法启迪。这一切，都要感谢《人民中国》这个平台的恩赐。

Q3

——难怪您的翻译成就不仅仅局限在《人民中国》！原来您还有这么广泛的关注。回首您的翻译成就，请和我们分享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王：杂志的日常工作中，我做编务领导负责译稿的终审，25年来累计审稿逾3000万字。此外，我还在杂志上翻译过长篇连载《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溥仪和周恩来》《中国服饰之美》，后两个连载还结册成书在日本出版发行。记得头一篇连载“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一标题，我在翻译时颇费了些周折，思考该如何处理，后来在专家金田直次郎的启发下，日语简洁地处理成“人間毛沢東”，成为既准确又非常地道的日语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