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乐金刚为何这样？从织锦唐卡看明代汉藏礼仪互动

这是一幅与众不同的胜乐金刚唐卡。

明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局部)。（图/道中华微信公号）

不同于传统胜乐金刚眉头紧锁、怒目圆睁的造型，这幅唐卡里的胜乐金刚眉如水波、眉眼带笑。难道佛像亦有不同的“表情包”吗？

唐卡与明成祖朱棣的神奇联系

这唐卡，被称作“明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现收藏于西藏山南博物馆。此幅唐卡通高526厘米、宽319厘米，形制巨大；画幅中心为胜乐金刚与多吉帕姆双身，其造型既符合量度又生动传神；主尊身后装饰着桃形的火焰纹，构图简洁大气；以藏青色丝绸为底，以金色丝线织造图纹，色彩华贵而典雅；画面右上角六字金色汉文楷书“大明永乐年施”题款。

在这幅织锦唐卡中，胜乐金刚的眉毛变成了装饰性的一波三折形状，眼睛狭长而微曲，眼外角细长，眉目含笑；眉头皱起和鼻头耸起的纹路均大量减少，更似静善相神灵面相。在构图上，主尊均占据了绝大部分画面。在美学传统上，永乐年款唐卡呈现出汉藏融合的风格特征，被艺术史学者们认为是融入了明成祖朱棣的审美喜好。

永乐为中国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的年号。永乐年间是明朝全面治理西藏的关键时期。明成祖一方面继承太祖对西藏的治理政策，进一步拓展汉藏交通，加强并深化内地与西藏的联系；另一方面明成祖派遣刘昭、何铭等人入藏册封僧俗首领，强化了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

永乐皇帝根据西藏地方僧俗共治的政治生态，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汉藏联系的基础上，更为注重文化、宗教的纽带作用，这些举措深刻影响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

在礼仪治边疆的“大一统”格局之中，宫廷御制织绣唐卡成为朝廷回赐给西藏地方僧俗首领的礼物，于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发展到高峰，并延续至清代宫廷。

织绣唐卡作为藏传佛教图像与中原织绣工艺相结合的独特品类，是汉藏民族在礼仪制度、佛学思想、艺术美学等方面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见证。

“大明永乐年施”与三大法王

由于胜乐金刚唐卡上的“大明永乐年施”题款只标识着赏赐者永乐皇帝的信息，受赐者并不明确，故成为学者们考证的热点和难点。又因为唐卡中上方上师小像并未显示出明确的教派倾向，故只能说明此类唐卡与三大法王有关。

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局部)。（图/中新网）

有学者推测这些唐卡极有可能是在1408年受封为大宝法王的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1384-1415)返藏之时，或者是1413年、1419年和1423年永乐皇帝派遣使臣赏赐西藏僧俗首领而随之到达西藏的。从中国的收藏地来看，还有大昭寺、布达拉宫、琼果杰寺等与格鲁派有关的寺院，这似乎又意味着受礼者也有可能还包括受封为大慈法王的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1354-1435)。

《明实录》等史料记载了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文献中记载为哈立麻)赴南京朝觐明成祖和受封大宝法王的过程，并罗列了往来礼品清单。其中，哈立麻向明成祖进贡礼物的记载有三条，包括佛舍利、佛像、马匹等物。此外，在永乐六年辞归时提到了赐佛像等物，在永乐九年提到了赏赐织锦佛像。

唐卡与礼仪政治

封授三大法王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礼仪政治，而织绣唐卡则是嵌入在一整套礼仪制度中的重要礼器。

胜乐金刚织锦唐卡在礼仪政治中传达着“一体性”。这幅织锦唐卡是中原宫廷丝织技艺与藏传佛教艺术相融合的至宝，兼具了宗教用品、丝织品、艺术品等多重属性。早在吐蕃时期，丝绸就已从中原传入雪域高原，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表达尊崇之情的重要礼佛用品，广泛应用于佛像、佛经等各类法器，乃至佛殿的装饰。明成祖运用佛教艺术意象，将唐卡与西藏高僧的个人身份联系起来，使受礼方乐意接受，并因对物的认同而由物及人，进而对赠礼者产生认同，于是赠礼者与受礼者便建立起一种深层的精神关联。此外，佛教艺术意象还具有超越文化、族群、语言的包容性特征，有助于中央王朝与受赐者建立起文化认同，达成其天下归心的政治意图。

这幅唐卡在礼仪政治中还表达着“等级性”。西藏僧俗首领所进之贡品以马匹、宗教纪念品、氆氇等土特产品为主，在数量上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对于回赐，明成祖明确要求“厚往薄来”，“朝廷柔远人，宁厚勿薄”，据说回赐一般是贡物的三倍之值。

明成祖以最隆重的礼仪把最珍贵的织锦唐卡赠送给西藏宗教首领，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体现厚往薄来，更是触动心灵，赢得人心与威望。明成祖通过这种柔性而非武力的方式，将明朝中央和西藏地方整合为既包含着一体性又强调等级性的社会关系，并通过朝贡关系封授僧俗首领和相关仪典，将这种社会关系加以正统化，而各种物品与礼俗交流则是对这一社会关系的象征表达。唐卡呈现的汉藏艺术交融特征，使赏赐者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触发受赐者的情感与认同。

编辑：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