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吉川幸次郎成为汉学家的“三坚持”

1954年，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抵访美国哈佛大学，5月20日，应邀到我的外祖父、该校教授杨联陞家里做客。杨联陞很开心，赠诗中有“不远万里来康桥，樽酒论文乐无比”之句。6天以后，吉川幸次郎再次受邀做客杨府，在“和”杨联陞的诗中有“逢君谈古耳欲热，始觉异邦酒亦旨”之句。显然，两位海外汉学家有知音相遇的感觉。 

其后，1956年，杨联陞发表一篇题为“吉川幸次郎等：《元曲选释》”的书评。里面在称赞吉川幸次郎等作者“博雅”、“有许多突破前人的地方”、注释中“注意到作为时代与当时制度”以后，指出“注释中偶有可以补正之处”，一气呵成地增添了八条补充注释。

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告诉过我：日本学者之间只要是一起吃过饭，彼此就不会再进行学术之争。同一个大学的学者，应邀参加同一场活动，通常也是不坐在一个饭桌上的。这样看来，作为海外“知日派”汉学家的杨联陞“很不日本”。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杨联陞与吉川幸次郎之间的交往，至少在1962年7月11日杨联陞日记中有赋诗谢吉川幸次郎晚饭的记述，其中有“习习风飔入酒樽，又叨佳馔入名园”的诗句，显然是喝得痛快、吃得爽快、聊得畅快。 

吉川幸次郎被誉为日本“中国文学的最高权威者”，著作等身，有《吉川幸次郎全集20巻》（筑摩书房，1970年11月第一版）。我感兴趣的是吉川幸次郎作为一位贸易商的二儿子，1904年在神户出生，那正是日本与俄罗斯在中国旅顺进行日俄战争的一年。而他出生的神户地段，是被称为“花街”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情色”。但是，身处“花花世界”，并没有影响吉川幸次郎的志向选择。他上中学的时候开始阅读日文版中国古典小说，上高中后开始学习中文，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今天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后，更是狂学中文和中国文学。1923年，他作为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就到中国江南旅游；1928年到1931年到北京留学。这个期间。吉川幸次郎坚持穿华服、坚持说汉语、坚持用中文写论文。这个“三坚持”，应该为他日后成为汉学家奠定了相当厚实的基础。1974年，吉川幸次郎作为日本外务省组织的“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团长；1978年，吉川幸次郎作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团长，应该都是名至实归的。

由于青年时代就喜欢中文，吉川幸次郎得到一个绰号——“支那人”。那个绰号类似我们现在网络语言所说的“哈日”甚至“舔日”。但是，吉川幸次郎丝毫不为所撼，直言反驳：“做一个支那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吗？”高考之年，他不顾商人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报考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为了表示尊孔，他还从《论语》的“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中选出“善之”二字，来作为自己的“字”。他晚年从京都大学退休以后，也骄傲地自称是“街头的儒者”。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儿子吉川忠夫受到父亲的家传，后来也成为“东洋史学者”，专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还曾在2009年到2011年担任过日本“东方学会会长”。

仙人已逝。1980年2月，吉川幸次郎最后一部著作《杜甫私记》（筑摩书房，1080年2月第一版）出版，4月8日因患癌性腹膜炎病逝，安葬在位于京都市东山区的大谷本庙。 

日后，我要去为先生扫一次墓。（2024年2月25日写于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