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昌“越国敦煌” 和日本佛学有何渊源？

石窟艺术伴随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两千年来走出了“中国化”路径，至今仍是洞见佛教中国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扇重要窗口。当前，在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中，如何进一步保护传承佛教石窟艺术，挖掘佛教文化的时代内涵？

专家学者相聚新昌 共研佛教石窟艺术保护传承

综合中新网、新昌《今日新昌报》、中新社等报道，13日，作为“之江同心•正信正行”新昌—佛教中国化重要发祥地系列活动之一，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保护与传承研讨会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开幕，来自全中国各地专家学者、高僧大德聚首，共同研讨佛教石窟艺术保护传承及佛教中国化议题。

新昌大佛寺。（图/杭州《钱江晚报》）

在新昌县，距今1600余年历史的大佛寺，是中国国务院确定的142座汉族地区佛教中国重点寺院之一，寺内石弥勒像是中国南方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被誉为“越国敦煌”。

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湛如法师看来，中国客观存在的地区差异，决定了各地不同特色的佛教中国化方式。以新昌大佛造像为例，相较于当年征伐不断的北方，南方相对平稳，但上层交替频繁，所以新昌出现了下生信仰的弥勒大佛。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文献研究所原所长马德在现场谈及，产生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弥勒造像是其所对应的时代与地域弥勒信仰的概括和象征的表达，是世俗生活中美好诉求与愿景的寄托。弥勒造像不仅有助于对弥勒净土信仰的了解，也有助于认识中国佛教中国化的演变历程。

修缮大佛现场。（图/中新网）

新昌县委书记黄旭荣在会上介绍，近年来，新昌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溯本寻源、传承创新，全力做好“研究”文章、“修缮”文章、“引导”文章和“转化”文章。比如为保护佛教石窟艺术，当地积极做好“修缮”文章，2021年启动大佛寺石弥勒像30年来的首次大修，融合传统工艺与科技赋能，让“千年古佛”重焕新颜。

“保护石窟造像是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这些造像不仅代表了古代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更是他们对于宗教、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理解和追求的体现。”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光泉法师说。

1600多年的佛国洞天 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圣地

浙江佛教文化资源深厚。地处浙江东部的新昌县尤为突出。据史料记载，般若学“六家七宗”中的“六家六宗”代表人物曾星聚在此、开宗立义，推动新昌成为佛教中国化重要发祥地。

新昌大佛寺弥勒佛。（图/中华网佛学微信公号）

被誉为“越国敦煌”的弥勒佛石像位于新昌大佛寺中，通高16.3米，两膝相距10.6米，高大巍峨、气势磅礴。

陈太建七年（575),誉称东土释迦的智者大师多次莅临新昌，并圆寂于新昌弥勒大佛像前，开创了中国化佛教的第一宗——天台宗。事实上，大佛寺是佛教天台宗的圣地，也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圣地。公元804年，佛教天台宗东传日本后，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信佛僧徒之多，曾是日本佛教十二宗派之首，有一万五千座寺庙，800万佛教僧徒，影响深远。1200多年来，日本僧众不忘佛宗祖地，有多少佛教僧徒来新昌朝圣，已难翔实查考。自从田中首相首次访华，重开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大门后，日方僧徒寻根访祖，几乎每年均来新昌礼拜大佛。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代高龄座主，先后远道赴新昌朝圣礼祭，这在中日佛教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里得天独厚的佛道文化资源对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访问者更有一种精神上的吸引。其中智者大师智顗、诗仙李白、书圣王羲之、孟浩然、米芾、颜真卿等人物，到大佛寺游览的同时，也回馈了大佛寺，留下了深厚的人文艺术遗产，吟诗题联，碑帖字画，处处皆是。

新昌曾举办中日佛学会议 中日学者共探佛学经典之脉

历史上，鉴真不畏艰险，东渡日本，为其传入了佛学理论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事件之一。随着中日两国民间交流愈加密切，近年来，佛教学术研究逐渐成为中日佛教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只新昌大佛寺，新昌本身也与日本佛教颇有渊源。

为推动中日两国佛学界学术交流，新昌县曾举办过第八届中日佛学。作为佛教经典的重要部类之一，《涅槃经》对于研究佛学思想沿袭有着重要意义。会议上，针对10篇“《涅槃经》与东亚佛教”主题论文，中日专家学者一一进行评议。

中国学者代表、北京大学教授王邦维认为，中日学者从引用、传播、思想变迁等不同角度，探讨《涅槃经》与东亚佛教的种种关系，具有较高学术含金量。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国新昌大佛寺，感到十分亲切。”日本代表团、创价大学教授菅野博史说，他因佛与中国结缘，两国佛学研究也得以在文化交流中不断发展。此次，他带领4位日本佛学研究专家，再赴新昌，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佛学经典研究。

近年来，新昌深入挖掘佛教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底蕴，先后举行了中国大佛文化节、新昌大佛成像1500周年纪念大会，梳理和萃取佛教中国化的思想精华。“中日佛学间的学术交流为佛教中国化在海内外的弘扬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昌大佛寺方丈传实法师说。

编辑：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