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摄影家看中国：恩师木村伊兵卫

木村伊兵卫是活跃于太平洋战争战前・战后的日本著名摄影家。1901年出生于东京下谷。幼时收到玩具相机遂对拍摄产生兴趣。1930年，使用徕卡相机之后作为“徕卡名人”活跃在摄影界。在战前和战后都创作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杰作，包括新闻、广告、快照、肖像和舞台摄影。1963年，他带领战后第一个摄影家代表团来到中国。此后，他五次访问中国，摄影集《中国旅行》于1974年出版。1974年去世，享年72岁。

今天编辑部带来了他的弟子——日本摄影家田沼武能对于恩师的追忆。不熟悉木村伊兵卫的朋友不妨先欣赏下面这些他拍摄的珍贵的中国时代记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96年）

街角（1964年）

书店（1964年）

菜市场（1973年）

棉纺织厂食堂（1963年）

纺织工厂（1965年）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73年）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63年）

北京市立儿童医院（1963年）

搬运煤块的女工。拍摄于市内（1973年）

中国之旅1963-1973

文/木村伊兵卫

那是1955年的事情。我去参加在赫尔辛基举办的世界和平大会，碰巧有机会见到郭沫若先生。大会结束后，我应中方的邀请参加了欢送会，席间郭沫若说道：“虽然活动今天就要结束了，但在场的大家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会场盛开的蒲公英。这些蒲公英花最终会开花结果，散落到各个国家。”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访问中国的愿望就牢牢地扎根在我的脑海中。然而，这个机会并没能轻易出现。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我一直憎恨着战争和政治，它们使中国成为“一个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远的国家”。终于，我的愿望在1963年实现了。

1963年，由我担任团长的摄影家代表团成立，我被允许与渡边义雄、芳贺日出男、笹井明和有马洋子一同前往中国各地，进行为期三周的参观和拍摄。这是我在战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标志着中日摄影界交流的开始。至今为止，我有幸五次访问中国。

在五次访华期间，我继续拍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面貌。我希望能拍到他们与日本人对话的照片以及彰显情感的照片。在多次访问中国期间，我注意到中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神情一次比一次开朗。我觉得这种坦率和开朗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之所以在每次访问中国时都坚持拍摄他们没有改变的日常生活，是因为我想传达他们当时的姿态和表情。

然而，中国幅员辽阔，仍有许多地方和生活方式是我不知道的。如果我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我将以同样的方式拍摄中国民众的生活。 

去年我访问中国时，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先生对我说：“因为摄影是写实主义，所以请你拍下所有地方，即使是工作人员说不方便拍摄的地方，将真实情况传达给日本人民。”我也一直报着同样的想法拍摄。现在，我希望通过摄影来加深日本和中国的友谊，哪怕只是一点点。虽然外交关系已经恢复，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仍然很薄弱。为了真正深化这种交流，我相信恢复外交关系之前的民间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坚信，摄影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节选自木村伊兵卫的摄影集《中国之旅》（朝日新闻出版社），写于1974年5月>

恩师木村伊兵卫 

——专访摄影家田沼武能

和华：木村伊兵卫以其在日本和法国巴黎拍摄的快照而闻名于世，他对中国的照片有什么看法？

田沼：无论是在日本、法国还是中国，木村的摄影作品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捕捉那些地方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很好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无论走到哪里，工厂、农场、学校，都有固定的“热烈欢迎”仪式，模范青年身上体现的共产主义思想等。我认为这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缩影。不过，因为木村还是喜欢自由的快照。

和华：您作为木村先生的弟子，对他平时的工作风格有什么印象？

田沼：我想做摄影记者，所以申请做木村的学徒。但他立即拒绝了我，所以我开始用各种方法协助木村的工作。我家里经营着一家照相馆，所以我会帮他冲洗胶片，渐渐地我被叫去一起拍照。 

我做过各种工作，包括为相机杂志的封面拍摄肖像照，为企业公关杂志拍摄工厂照片等。而木村总是谈论摄影是他的毕生事业，经常去老街区拍摄快照。毕生事业是指摄影师选择将摄影作为一生的题材。木村的快照是带着徕卡、两个镜头和五卷胶卷在街上闲逛，遇到他喜欢的主题时，他会在路过时拍几张，这样就结束了。在那个没有自动对焦功能的年代，不可能及时手动对焦。他将测量自己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并按下快门，但他的直觉是如此敏锐，以至于这确实是一门艺术。在旁边看，就像是日本剑道的“一击必杀”。如果他错过了一个镜头，他不会坚持从后面追赶。退场方式也非常优雅。 

在浅草附近结束一天的拍摄之后，我们会在泥鳅料理店或荞麦面店喝上一杯，他会心情很好地说：“小狸（我的昵称），真不错啊！”不过，即使在心情好的时候，木村也不在学生面前谈论自己的摄影作品，只是简单地说：“即使你模仿我，也不可能拍出比我更好的照片。”摄影不是靠模仿就能学会的。木村认为，必须培养自己的感性，并在照片中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1972年，由木村（前排右四）担任团长的日本摄影家访华代表团。其中有三名是木村的弟子，这对木村来说是不可能做的事情。第二年，木村就去世了。（摄影/田沼武能）

和华：战争期间，木村担任一家宣传性杂志的摄影部门负责人，战后作为自由职业者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他还在1950年成立了日本职业摄影家协会，并成为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1963年，他率领第一个日本摄影家代表团来到中国，直到晚年还通过摄影促进中日关系做出了很多贡献。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故事吗？

田沼：我在战争期间也无家可归，经历了为生存而挣扎的日子。首先战争是事实，在实施国家总动员法的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每个人如何守护自己的家庭。只有在战争失败、世界被颠覆之后，大家才会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战争，以及如何才能防止再次发生。

木村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第一任会长中岛健藏的老朋友，在战争期间曾与中岛健三共事，自1956年该协会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常任理事。也许木村是认识到，加深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对于防止战争再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才通过摄影促进中日交流。

当我担任他的助手时，木村似乎非常担心自己的未来。首先，他对自己的战时新闻摄影进行了反思，这意味着他不满足于只为杂志封面或企业公关拍摄肖像，也不擅长像土门拳那样的新闻摄影。但是还是想将“新闻摄影家”作为毕生事业，所以一直在问自己“为此应该付出什么努力”。后来，因为展览审查偶尔前往秋田，邂逅了逐渐发生变化的乡村生活，并数次前往。另一方面，通过与国际知名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交流，我相信他对自己想要拍摄的主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信心。最后，木村是一个通过对时代的洞察力持续拍摄人类生活和生命的人。

1973年，从广州前往深圳的车上。（摄影/田沼武能）

和华：1973年，您陪同木村先生最后一次去中国拍摄。当时有什么印象？

田沼：我一直想去中国，希望得到这个机会，但由于当时我正在为《生活》杂志工作，所以很难有机会访问共产主义国家。1973年，为庆祝中日两国在前一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木村应邀带领12位摄影师访问中国，并告知了我这件事。当时，包括我在内有三名木村的学生，他说会带我们所有人，大家都很高兴。不过，只有我有一个条件，他觉得我应该和他参加同样的路线。因为前一年，木村身体不适在一个编辑部倒下了，所以担心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 

在中国逗留期间，他行动缓慢，话语不多，也没有以前那样的高昂情绪。为了介绍新晋的日本摄影师，他拖着病躯来到这里。在上海，旅行即将结束时，我被叫到他的房间，他显得无精打采，喃喃自语道：“我想先回日本。”次年5月，木村去世，享年72岁。他对摄影的真诚态度和他的生活方式至今仍对许多摄影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和华：如果木村先生今天仍然活跃在摄影界，他会拍摄怎样的照片？

田沼：他是一位先驱者，在摄影界被大型相机所主导的时代，他率先使用了小型相机。他是那种喜欢新事物的人，很快就能入手并使用最新的相机和镜头，即使他活到现在，这一点也不会改变。我想他会使用智能手机和数字设备来尝试新的表达方式。不过，我真的模仿不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