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明：怀念松居身纪子 | 松居直夫人离世

数天前，松居直的夫人松居身纪子逝世。

1982年，“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及夫人松居身纪子访问中国。他们途中邀请了中方一位随行翻译去日本最大的少儿出版社福音馆书店工作。这个翻译就是唐亚明，他后来成为了日本出版界的第一位中国编辑，也成为了一位经验丰厚的童书出版人，为中日两国读者策划、翻译和创作了许多童书作品。

在福音馆的几十年间，唐亚明与松居直夫妇情同家人。当他得知夫人去世的消息后久久不能平静。唐亚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他说：中国绘本发展到今天，我们也应该知道幕后默默支持了四十年的身纪子夫人——松居直对世界少儿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有身纪子夫人的一份功劳。

如今，96岁的松居直一人孤独留在养老院。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

松居直夫妇和唐亚明全家

怀念松居身纪子

文|唐亚明

松居身纪子是“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的夫人。几天前，她在九十岁零八个月时，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女儿小风幸告知我这个消息后，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起身纪子夫人曾经和我开玩笑说，她梦见晚年被我安排住进了中国的一间木雕花窗的小黑屋，屋里都是花瓶呀国画呀等古香古色的中国装饰。

遗憾的是，身纪子这几年没有机会再去中国，我也无法安排她住小黑屋了。

松居直夫妇在中国的火车上

三年前，松居直夫妇进了养老院，由于疫情，一直不能前往看望。在疫情之前，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见面，持续了三十多年。我们住的也近，走路，或骑自行车很快就能到他们家那栋白色的大房子。

回想起来，我与松居直夫妇的缘分已经整整四十年了。1982年，松居直夫妇作为日本少儿出版代表团成员首次访问中国。

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工作的我，有幸担任代表团的翻译，那也纯属偶然，由于原定的翻译得了感冒，临时拉我顶替。没想到这短短一个星期的翻译陪同工作，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时，在北京的北海公园，身着牛仔裤的身纪子对我说，她来中国前刚过完五十岁生日。我很惊讶，她看起来像三十多岁。

唐亚明与松居身纪子在韩国

也许因为当年中日两国的生活水准相差太多，国内的女性很少化妆，也不太打扮。而日本女性很时尚，蒙住了我这个没出过国的土老帽。

那时，国内的住宿条件还不太好。我抱歉说，我们安排的住处让你们受委屈了。身纪子夫人说：“是吗？很好嘛。我们不是来住高级饭店的呀。”她若无其事的样子，使我如释重负。

我根据资料得知松居直是福音馆的社长，但不知福音馆为何物，更不知身纪子是福音馆老板佐藤家的大女儿。

身纪子在京都上学时，认识了同志社大学的学生松居直，请他去老家金泽市看圣诞节雪景，后来与他结婚。松居直由此进了那家名为福音馆的小书店，走上了开拓少儿出版事业的道路——这才有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日本少儿出版业的大发展，有了日本最大的少儿出版社福音馆书店，也有了我进福音馆的这档新鲜事……

唐亚明与松居直夫妇在四川

我记得，最先提出请我进福音馆的是身纪子夫人。她在参观十三陵时对我说：“你来福音馆吧，工作很好呀，你一定开心。”

她说完，转身就与松居直商量，松居直点了头。第二天，松居直对我发出了正式邀请。

现在想起来，身纪子虽然没有在福音馆任职，但是她是大股东，说话甚至比松居直管用。

而后，日本出版界就突然冒出个中国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引起了不小的地震。

与松居直和加古里子一家在颐和园

我在福音馆工作三十五年，经常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辜负松居直夫妇，绝不让能他们后悔。”这成为我的动力之一。

我刚来日本时，身纪子夫人送给我一台袖珍收音机和一条薄毛毯。我每天早上用收音机听新闻，在写字桌前工作时把薄毛毯盖上膝盖。这两件宝物我使用至今。

松居直夫妇有三个儿女，分别叫友，和，幸，大儿子友与我同岁。

身纪子、友在天安门广场

他们的三个孩子，个个是人才。友原是某出版社的绘本编辑，现为菲律宾一家儿童福利设施的负责人；二儿子和原是尺八演奏家和音乐制作人，现在是教育问题专家；小女儿幸是儿童文学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我的父母早逝后，松居直对我说：“你放心，我们代替。”他们夫妇对我确实像父母一般慈祥，我也像尊敬父母一样爱戴他们。

松居直夫妇在银座出席唐亚明的演讲会

我们经常一起聚餐。和我吃饭，当然主要是吃中餐，他们都是让我点菜。在中国，身纪子最爱吃的是“红焖大虾”；在日本，她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多年来，她一直念念不忘赞不绝口的是在山西大同吃的土豆。

我和松居直夫妇一样，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高尔夫球，吃饭主要是聊天，非常轻松合得来。松居直上班时，大都约我一起去外面吃午饭，边吃边聊，这是福音馆的其他人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每次都是他坚持付钱，这也持续了三十多年。

1994年，身纪子在上海

身纪子是著名的染色家，在艺术领域享有盛名。她在牛皮或羊皮上作画，用颜色描绘出不可思议的图案。我家客厅里就挂着一幅她的画，看似樱花盛开，又似缤纷宇宙。

身纪子用画解释各种寓意。她的艺术作品中有一种信仰的力量。

她出版过几本精美的画册。她说过：“我死了以后，把我的画分送给来参加葬礼的人吧，一人一张。”

我曾在编辑绘本时使用身纪子的画作衬页，比如木下晋的《阿春奶奶的手》《第一次出远门》。她的画中那通红涌动的色彩，给黑白的铅笔画世界带来了生命和温暖。每次绘本出版后，身纪子都很高兴，买许多本送人。

松居身纪子的画

松居直夫妇的关系非常好，几乎形影不离。每次松居直去外地或国外，一定会带上身纪子夫人。晚年时，身纪子身体不好，松居直一人出门时，总是放心不下留在家里的夫人。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就陪松居直夫妇去中国各地宣讲普及绘本，去过很多城镇乡村。那时，北京老火车站里外挤满了农民工，横七竖八睡在地上或座椅上，绕着走过去都困难。

身纪子夫人紧紧抓住我的手，我从她的手能感觉到她内心的惊讶和同情。她后来说，那是她永远忘不了的一幕。现在想起来，那情景是中国步入改革开放之路的缩影。

记得1987年我们去云南昆明讲完课后，去石林游览，爬上了石山的峭壁。没想到下山时，身纪子夫人下不来了，她很害怕，对我大喊道：“你快叫紧急救援队来！”

1987年，身纪子在石林

那时，我还没听说过紧急救援队，也没有电话，不知上哪儿去叫，只好劝慰她，搀扶她慢慢走了下来。

还有一次，绘本画家蔡皋领我们去张家界。那时上山要坐滑杆。车刚停到山下，一群土家族的壮年汉子就趴在车窗玻璃上看里面的客人。原来他们是在挑又瘦又轻的人。

最后剩下了松居直和我两人无人愿意抬，只好给他们加钱。他们边抬边抱怨：“太沉啦！”“怎么这么重呀！”“个子大嘛！”，然后不停地摇晃滑杆，直到给他们小费为止。

与蔡皋在湖南

身纪子夫人在后面看着笑了一路。我真担心他们把松居直给晃下来摔伤。身纪子对我说：“你看这些壮汉子，将来打起仗来，日本人可打不过他们。”

那时，我满脑子中日友好，从来没想过还会有战争。她的这句话使我意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路上，土家族妇女们围上来兜售工艺品，紧追不舍，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不买不让走。松居直笑着说：

“我真想雇她们去日本卖福音馆的书。有这种干劲才能做好营销啊。”

有一次去成都，当时的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京送给松居直夫妇两根峨眉山竹做的拐杖。可是上飞机时不好带，只好留了下来。这件事身纪子说了好几年，一直惋惜为什么不下决心带回日本。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张京。他又特地跑到很远的地方买来两根峨眉山竹的拐杖，带到北京，让我转送给两位老人。

松居直夫妇收到拐杖后，非常高兴，特意拄着拐杖照了一张相，让我寄给张京表示感谢。那时，他们已经到了用拐杖的年龄了。

与松居直夫妇在四川，右为张京

在日本，参加立餐宴会的机会较多。我在宴会上遇到新认识的人，总喜欢劝说他们去中国亲眼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嘛。后来身纪子夫人批评我说：

“你又不是旅行社，不要什么人都招呼，要挑好的人去中国才行。”

身纪子夫人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帮助松居直观察人。她对我说：“我能看出这个人是否有害。”

应该说，生长在日本的她，价值观肯定与中国人有所不同，不能用“优秀党员”的标准去衡量她。她精明，节俭，不大手大脚。旅行时，她总要做一个“共用钱包”，让每个人放入相同数目的钱，付账时从这个钱包里拿。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省去了许多人情和麻烦。

身纪子陪松居直在自己的家中会见的最后两批中国客人，分别是IBBY主席张明舟，以及绘本画家蔡皋和翱子，我在场。

他们均是多年未见，都流出了眼泪。出门时，松居直夫妇目送他们走远，对我说：

“这么好的中国人，我们从心里喜欢，舍不得他们离开啊！”

在松居直对世界少儿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中，有身纪子夫人的一份功劳。

松居直每次去中国，义务帮助中国发展绘本事业，身纪子都一起去；松居直每次在中国演讲，夫人必定在场。

松居直夫妇会见或交往过许多中国文化界、出版界的历届领导和代表性人物，比如石西民、严文井、陈伯吹、严大椿、任大霖、遇衍滨、王一地、海飞、李学谦、曹文轩、郑渊洁、朱明瑛、于大武、张秋林、魏钢强、彭学军、秦文君、沈振明、陈丹燕、彭懿、施式容、常青、颜熙之、刘健屏、周翔、张天明、夏顺华、李元君、白氷、韦鸿学、阿甲、林云、王林、袁晓峰、楊忠、季颖、崔維燕等等，数也数不清。

唐亚明与松居直和加古里子一家在故宫

中国的绘本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在幕后默默支持了四十年的身纪子夫人。

我和松居直夫妇之间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他们使我懂得：人与人的交往靠真心实意，靠信任和诚实；而不论国籍，不论信仰，不论地位，不论金钱。

身纪子走后，我最挂念的是孤独一人留在养老院的松居直，他今年96岁了。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

我想，松居直和身纪子看到中国的绘本已经和世界接轨，中国的少年儿童得以读到精美的读物，一定感到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