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男子家中惊现三个头骨！其中一个来自失踪了7年的女孩……

2025年5月，日本埼玉县警方在搜查一名因盗窃被捕的男子住所时，意外发现了一只玻璃柜，柜中赫然陈列着三个头骨。经过调查证实，一个是通过网络购买的人骨标本，另一个是木制模型，而最后那一个，被嫌疑人轻描淡写地说出：“那是我杀的人的头骨。”

警方经过DNA比对，确认了这个真人头骨是7年前失踪的21岁茨城县女子——宫本果步。此外，在嫌疑人斋藤纯的房间内，还发现了宫本的股骨和颈椎。

2018年1月4日，宫本果步留下一张“我要去打工了”的字条，从茨城县的JR土浦站搭乘电车，抵达埼玉市的JR大宫站，而后行踪不明，自此7年内再无任何音讯。

时至今日，她失踪的谜团才重新浮出水面。然而，却是以“碎骨”的形式。

制造这起骇人听闻案件的当事人，是居住在埼玉市大宫区的31岁无业男性——斋藤纯，他因涉嫌杀人于6月16日被警方逮捕。

据警方称，斋藤涉嫌在2018年1月，在其居住的公寓中勒死了当时21岁的宫本果步，而后将她肢解分尸，并将部分遗体丢弃在了家门前的垃圾站。

根据警方的进一步调查，斋藤与宫本是在2017年11月初通过社交平台认识，而后两个人又保持了近2个月的联系。斋藤供述称，杀害宫本的当天，他趁和他同住的亲人不在家时，将她带入家中并实施了犯罪行为。

犯罪嫌疑人斋藤纯这样说道：“她是自愿的。从小我就怀有类似杀人欲望的想法。动机就是单纯的杀意，没有其他理由，也曾考虑过实施随机杀人。为了练习，曾偷过一位陌生女性的手机，但由于觉得被抓的风险太高而作罢，于是决定去寻找有轻生想法的人。”

他还表示：“我认为，如果对方本身就想自杀，那么警方就不会深入调查。对一个有杀人欲望的我来说，这样的对象再合适不过。我还让她写了遗书。”

警方也确实发现了一封疑似由宫本写下的遗书。此外，斋藤还供述称当时取出了宫本的手机SIM卡，避免留下定位信息。警方认为，他故意制造各种障碍，以逃避警方调查。

受害者宫本果步的家属通过埼玉县警方于16日发布声明：“我们家人接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至今仍无法接受。即便被告知女儿卷入了案件，我们仍满怀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的心情。女儿是个认真的孩子，总是替别人着想，是我们无法替代的宝贵存在。此刻，我们只想家人静静地悼念她。”

犯罪嫌疑人斋藤纯父母在接受NHK采访时表示：“完全没有察觉到儿子的异常。我们感到非常抱歉。现在我们也一头雾水，非常混乱。”

而和嫌疑人斋藤住在同一栋公寓的邻居说：“他就是个普通的年轻人，从来没怎么交谈过，见面会打招呼，印象还不错。有时会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回来，感觉是在家里玩。”

随着该案件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公开，许多日本网友也发出了愤怒的声音：

“对杀人感兴趣”，除了这个案件，还有“想要体验杀人的感觉”之类的表述。对于那些因为这种理由而真的实施杀人行为的罪犯，司法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纳入改过自新的范畴？而且如果杀人犯真的良心发现、彻底悔改了，应该是无法忍受而以死赎罪才对吧？可我们从没听说有哪位曾犯下杀人案的加害者在出狱后自杀的新闻。真希望日本的司法早点意识到这套体系的错误。

如果没有因为盗窃被逮捕、没有进行搜查，这起案件恐怕就永远只是“失踪”，不会被发现了吧？甚至还指示对方写遗书和留置手纸，说明判断力完全正常。与他同住的父母竟然毫无察觉，太不可思议了！

结果还是一如既往：犯人的长相模糊不清，但被害者的信息却被毫无保留地公开。不赶紧修改法律的话，这社会就会变成“干了才赢”的规则。刑罚也极其轻微，几年后就出狱。日本简直成了犯罪者的天堂。

目前该案件更多的真相还在调查中。事实上，日本社会并非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扭曲共谋”。

2017年，日本曾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屠杀——座间9尸案。杀人魔白石隆浩通过Twitter寻找自杀倾向者，最终杀害并肢解了9名女性。他也曾说过相同的话：“她们说自己想死，我只是成全她们。”

这类案件往往将“被害者有自杀倾向”作为模糊地带的盾牌，使施害者在某种道德的迷雾中掩盖自己的主观恶意。

小编在这里不得不问一句：“一个想死的人”和“一个想杀人”的人真的能达成共识吗？

根据现有官方提供的信息证实，果步留下的字条是被指示的“遗书”，手机被丢弃，定位被关闭，这些痕迹表明：这并不是一场“双方同意”的仪式，而是一次极具控制与欺骗意味的计划。

斋藤杀人之后，将尸体肢解，部分藏匿、部分丢弃，头骨展示在柜中——这与所谓的帮人解脱毫无关系，而更像是冷血猎人的战利品。

而在这些声称“她自己也想死”的犯罪者口中，杀人变成了一种扭曲的合作；可谁都知道——真正想死的人，不会上网寻找屠刀；而真正想帮人的人，也不会选择用绳索结束他人的人生。杀意，不过是被包装成了解脱。自杀的愿望，也被利用成了他人犯罪的工具。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交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孤独、抑郁、求助的声音被轻易捕捉，正因为这样，某些心术不正者找到了实施犯罪的机会。从法律角度看，日本刑法对多数杀人犯仍存在量刑偏轻、出狱重返社会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杀人之后可以悔改，服刑几年重新做人——这是司法的理想，但面对那些从未悔过、只为满足杀人欲望而杀人的罪犯，是否也该有更具震慑力的裁决？

要知道，真正健康的社会，不该让那些在边缘游走的人，悄无声息地失踪七年，直到一桩偶然的盗窃案才揭开令人发指的真相！

更该令人警惕的是，一些犯罪者甚至明知法律对精神状态和动机的判定机制存在“灰区”，便有意以“合意杀人”或“精神异常”作为脱责的挡箭牌。我们不能让法律成为恶的庇护所。

一个说“我想死”的人，真正需要的从不是刽子手，而是倾听者、救助者、理解者。

愿悲剧止于此处，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