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是如何应对的？

我们正处在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老龄少子化加速到来，已经成为最大的“灰犀牛”之一。其中，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进步下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由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那么，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看日本是怎么做的，有何启示。

日本老龄化起步晚，但是老龄化速度较快，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近30%，全球范围仅小幅低于摩纳哥。

从老龄化程度看，日本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1%，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5年占比超越20%，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较早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国家。2023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9.1%，仅低于摩纳哥居全球第二。

从老龄化速度看，日本老龄化速度较快。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仅用2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德国36年，日本仅用11年。

日本老龄化进程加速主要原因是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一方面，日本女性不婚不育、晚婚晚育削弱生育基础，叠加低生育意愿，出生人数持续下降。2023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仅1.2，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倒数。2023年日本出生人口75.9万人，连续8年下降，继续创有数据以来新低。

另一方面，日本人预期寿命全球前列，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2021年日本出生人口预期寿命84.8岁，全球第二、仅低于摩纳哥（85.9岁），其中女性出生人口预期寿命87.7岁、全球第一。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日本通过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来激发“人才红利”释放，鼓励生育、补充未来劳动力，完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延迟退休等减轻代际负担。

但是由于生育支持和养老金体系改革均错过时间窗口期，日本人口结构尚未改善、社会养老负担仍较大。

1）日本通过三次教育改革，提高劳动人口教育水平，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1960年，日本经济审议会发表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繁荣期就明确地发出了创造教育红利的呼声。70年代，日本开始推行第二次教育改革，推行高中准义务教育和函授教育。

此后，日本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逐步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通过制定《终身学习振兴法》，确立“科技立国”战略，推行第三次教育改革等措施不断提升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人才质量。根据OECD数据，1997-2019年日本25-34岁完成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从45.7%升至61.5%，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

2）日本实施渐进式的延迟退休策略，将退休年龄从50或55岁逐渐延长至65岁，并于2021年开始推动延长至70岁。日本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探索老年人劳动力发展战略。1971年日本实施《老年人就业促进法》，并在1973年的阁僚会议明确提出60岁退休目标。1986年《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企业设定退休年龄时，不能低于60岁”。

1997年已经有90%的企业采用60岁退休制度。2005年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2006年开始继续阶段性提升退休年龄，在2013年开始延长到65岁。2021年《安定法》开始推动退休年龄提至70岁。

为了配合延迟退休政策实施，日本同步改革养老金领取规则，推迟养老金支付时间，男性到2025年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65岁，女性推迟5年实施。为了减轻企业雇佣老年人的负担，日本政府给雇佣老年人的企业提供补助，大公司每雇佣一位老人国家给予50万日元及以上的补助金，给予小公司90万日元及以上的补助金。

根据日本统计局数据，1970-2023年日本65岁以上就业人口占比从4.2%增至13.3%。

3）日本养老金体系以公共养老金为主导，改革滞后错过时间窗口，社保给付压力较大。日本养老金体系是以公共养老金为主导的三支柱养老体系，其中第一支柱为政府强制参与，第二、三支柱为个人自愿参与。

日本公共养老金覆盖总人口的50%左右，二三支柱覆盖比例在13%左右。1990年代以来，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经济衰退使日本公共养老金收支状况逐渐恶化，但直到2000年后才陆续对养老金制度进行大幅改革，2001年设立个人型DC计划、2014年设立个人储蓄账户计划，但是错过时间窗口。

根据厚生劳动省数据，1970-2021年日本社会保障给付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左右增至25.2%，社保给付压力明显增加。

4）日本通过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支持，但是由于错过生育政策转变的窗口期且支持力度不足，因此鼓励生育效果欠佳，生育率持续低迷。

一是，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总和生育率于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

二是，日本虽然逐渐提高了生育补贴力度，但支持力度仍低于OECD均值。根据OECD数据，2019年日本家庭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为1.95%，低于OECD平均值的2.29%。

三是，日本家庭模式仍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主，职场性别歧视仍存。根据OECD数据，2021年日本性别工资差距22.1%，比OECD均值高10.1个百分点。

（节选自《中国老龄化报告2024》；文：任泽平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