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兴丰碑屹读其碑想其人 两位日本医生的故事 ——由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说起

一、引言

奥运是不折不扣的全球盛事。第24届冬奥会正如火如荼地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那朵由90个参赛代表团引导牌拼起的“大雪花”，惊艳世人的同时，是否也以“雪花效应”（一片日本北海道的雪花，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法国巴黎圣母院的一场火灾）提醒我们：地球是人类的家园，面对新冠疫情等问题，需要彼此沟通、交流、团结与合作。我联想到了2021年东京奥运的宣传语：“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Be Together的意义，就是“更团结”“国际化”，与“大雪花”一样都是倡导奥运精神。

全球范围内的盛事，还有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此奖项源自诺贝尔（1833-1896）1895年立下的遗嘱，1901年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5周年时，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发，一直流传至今。诺贝尔奖颁奖史上唯一一个可以与欧美国家相抗衡的亚洲国家，是邻国日本。有人预测说，日本维持诺贝尔奖“量产国”的地位可能性极高；分析说，这得益于日本科研人员层次的厚重；认为日本“科技立国”的现实，非常值得尊重和学习。

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困扰世人的当下，我对“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比较关注。先来看一下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奖章吧。

图1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奖章背面（来自网络）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奖章，由瑞典章牌家埃里克·林德伯格（Erik Lindberg，1873-1966）1901年受命设计。其背面图案，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许癸厄亚(Hygie）正在从岩石中收集泉水，为生病的少女解渴。许癸厄亚是古希腊神话中“医神”埃斯库拉庇乌斯之女，“光明神”阿波罗的孙女。埃斯库拉庇乌斯共有5个女儿，分别代表了阿波罗的一种医药能力，其中以帕那刻亚（Panakeia）和许癸厄亚最为有名。帕那刻亚代表了治疗，许癸厄亚代表了清洁卫生与健康。西方古代医生在开始正式从业前，要宣读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宣誓对象除了阿波罗与埃斯库拉庇乌斯外，还包括许癸厄亚和帕那刻亚姐妹俩。帕那刻亚的名字在希腊语中是“治疗一切”的意思，由pan+akeia构成（相当于英语中的all+cure），她的名字衍生出英语单词panacea，意思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许癸厄亚的名字Hygie，后来演化为法语单词Hygiène（卫生），英语单词hygiene（卫生保健）也来源于此。奖章上刻有一句拉丁文，大致翻译为：新的发现使生命更美好。

国人引以为豪的是，85岁的药学家屠呦呦（1930-）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人。与屠呦呦同年获得此项荣誉的还有二人——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William C.Campbell，1930-）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1935-）。除了大村智外，日本先后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还有4人：利根川进(1939-)于1987年、山中伸弥（1962-）于2012年、大隅良典（1945-）于2016年、本庶佑（1942-）于2018年,也分别获过此奖项。众所周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世界范围内排名靠前，甚至在2020年还是第一名。背后原因，大致归结为“健康意识”在不断提高，“医疗技术”也在进步——一个新的产业链“日本医疗旅游”也因此悄悄萌生且方兴未艾。那么，为什么日本有这么多人获生理/医学奖？

网上《中日疫苗先驱的不同命运：日本医者被印上日元，中国医者61岁自尽》一文，发人深省。2004年发行的1千日元纸钞上，出现的肖像是日本细菌学创始人、被誉为“国宝”的日本细菌学家、生物学家野口英世（1876-1928）。他的主要作品有《蛇毒》《梅毒的实验诊断》等，在上野公园大喷泉附近有纪念他的雕塑。日本政府在2019年宣布，将于2024年上半年发行新日元纸币，其中新版的1千日元纸币，是被誉为“日本近代医学之父”的北里柴三郎（1853-1931）的肖像，他是“诺奖日本提名第一人”，为近代日本的预防医学奠定了基础，对当今医学界的贡献不可估量。我国呢？

上世纪80年代，“国际沙眼防治组织（IOAT）”曾想向诺贝尔组委会推荐中国著名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沙眼衣原体”的发现人之一汤飞凡（1897-1958）参与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可惜那时才发现斯人已逝。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这一国际眼科领域的至高荣誉，对于长眠地下的汤飞凡而言，是实至名归。据说今天国际上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病理学教科书，任何关于衣原体的综述，都写到Dr.Tang，一个在世界医学史上留下印记的中国人。出生于湖南的汤飞凡，用一生追逐梦想：“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让中国比世界早16年消灭天花病毒。他是“中国现代疫苗学”的奠基人和缔造者，被认为“曾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略觉安慰的是，因为他为人类做出的卓越贡献，邮电部于1992年发行了他的纪念邮票（面值30分，而当时一封不超重的平信的邮资是8分钱），对他的介绍是“微生物学家”。有人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不该遗忘的名字”，可是今天的我们对他是多么陌生！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日本的医学何以如此发达？想对此问题一探究竟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刚巧，拙著《东京汉文碑》（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中较大比例的碑主是医生。该书右页眉就是两方大碑——《故大学大博士佐藤尚中之碑》（1883年立）与《井上达也君之碑铭》（1897年立），二人职业都是医生。它们矗立于东京台东区谷中灵园的中部，不仅高大（甚至巍峨，目测高于4米），而且在十字路口边上，十分显眼。那么我们不禁要想：二碑主，何德何能，受此待遇？若读了两碑的内容，就不仅对这二位日本医生的杰出贡献有所知晓，而且也会明白我将它俩的合影作为页眉的初衷。用“佐藤尚中”或“井上达也”查询，网上信息寥寥，甚至张冠李戴，所以荐读两位的碑文。此举，一方面碑文基本是“信史”，可“以正视听”，另一方面或许有助于明白日本医学发达的背后原因。去年是赴日学医的周树人诞辰140周年，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50周年，认识这三位日本医生，也是一种纪念方式。

图2拙著《东京汉文碑》部分目录（含右页眉）

二、《故大学大博士佐藤尚中之碑》

建校于1838年的顺天堂大学（Juntendo University），简称“顺大”或“顺天堂”，取意于《易经》“顺天应人”和孟子“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院徽采用的是“仁”字图像，校训是“人在りて、我在り”。它是日本最早的西医学教育机构，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综合医学机构之一，不仅是日本著名私立医学院，还是日本极负盛名的世界级顶尖学府，以医学、国际医疗为中心，在临床和最尖端治疗的研究等各领域都成果丰硕。2012年78岁的明仁天皇接受了顺天堂大学附属顺天堂医院心脏外科的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报道此事对顺天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应。其实，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际发生的李鸿章遇刺事件不啻“国际新闻”，随后李鸿章接受的外科手术则简直给顺天堂打了个免费的世界广告，因为给李鸿章做手术的是顺天堂1882-1920年“第三代堂主”佐藤进。

顺天堂1859-1882年的“第二代堂主”是佐藤尚中（1827-1882），顺天堂医院的网页（https://www.juntendo.ac.jp/corp/history/）上可以见到关于他的零星介绍，甚至《佐藤尚中の顕彰碑》的所在具体地址（台东区谷中７丁目６番24号，甲４号７側），以及碑文正反面内容，都可一睹为快。略觉遗憾的是，网页语言为日语，对于非日语使用者有所不便，且由于时代隔阂产生的距离感，个别注释有差错，如果不校勘原文，怕是对撰文者的不尊重。《故大学大博士佐藤尚中之碑》是拙著《东京汉文碑》的第49篇，原文繁体竖排，这里切换成简体横排，将碑文完整呈现如下。

故大学大臣兼大博士大典医从五位佐藤先生碑

宫内文学从五位川田刚撰

国家中兴，崇尚仁术，访求名贤，而佐仓佐藤先生服膺其选擢，自陪臣为大博士、大典医，举世传称。然先生志不在荣达，辞职家居，开病院，养生徒，振起其道，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者”，或近之矣。先生讳尚中，字泰卿，号舜海，又笠翁。本姓山口氏，父曰甫仙，小见川侯侍医。先生幼在江户，从老儒寺门子粗涉书史，去，学医于安藤文泽。邻坊有争斗大伤者，急召文泽。会文泽不在家，先生借缝女所用针线驰往，缝合创口二十余刾，举止自若，毫无难色，时甫十有六。文泽惊叹曰：“此，国器也，不可以久屈我门下。”因劝就佐藤泰然学焉。泰然者，当世良医，尤工外科。先生大喜，执贽师事，讲究兰书，兼习手术。安政中，泰然为佐仓藩所聘，以先生东从。病者至则代疗之，药攻刀割，随症设方，人称“出蓝”。泰然遂养为子，告老让家。藩主复引以侍医，眷遇加厚。万延元年，霸府招致兰医百朋氏于长崎，先生奉藩命往学。夙夜勉励，殆废寝食。百朋称叹，尽授其方，其治金疡、折疡，视药剔杀，使先生执铍刀焉。及学成东归，赆以外科书数部，皆欧洲名医所著。先生熟读玩味，大有所得。乃筑“济众精舍”，分七科授业，别设一舍延病者。于是，弟子益进，而乞治者麕集。藩主又用先生议，改革医政：建病院及卫生馆，凡禄于医者，皆主洋方。因以先生为一等医，总管之，进班侧用人格，增给三十口粮，异数也。既而，霸府闻其名，欲辟为医员，固辞不往。明治元年，今上亲政东京，建大学，其东校养医学生徒。明年，徵先生为大博士，勾当东校事。又明年，叙正六位兼大典医，奉旨侍讲生理书。四年，进从五位兼勾当海军病院事。是岁，建议曰：“御医诊脉兼掌调进药剂，然医称‘司命’。太上治诸未病，其次治诸已病，又其次使必死不可救者顿解苦痛，不与司药同科。况咫尺天威地尊，任重，宜陞班勅任，别置‘司药’，为之属官。臣近任本官，拜诊玉体，乌帽直垂，膝行而进、膝行而却，虽曰沐猴加冠，野性苦束缚。抑亦人身五官，目视、耳听、手持、足行，皆本天赋，今代之以膝，无乃不可乎？”书奏，虽未即行，时论伟之。寻迁大学大丞，仍兼大博士、大典医。所见不合，谢病致仕，私建病院于城北鍊塀坊，曰“顺天堂”。不甚广，无以容众，更造大厦于汤岛以从焉。会其子进，学医孛国，卒业而归。父子协力，益精研其方，生徒负笈遐迩争至。而病者乞治年多一年，奇疾剧症，药石之所不可救，刮骨剜肉立见功效，于是“顺天病院”之名大噪海内。先是，先生患咯血，独居北郊别墅。少间，则往视事于病院。或谏止之，乃曰：“众人托命于我，宁暇顾吾身哉？”居无何，宿疾加剧，遂不起，实明治十五年七月廿三日也。距其生文政十年四月八日，享年五十有六。越三日，葬于丰岛郡谷中之茔，达官名士送柩者三千人。明年，门人相议建碑，请文于余。余与先生亲善，义不敢辞。先生性沈毅，临事勇往，百折不挠，平生以医道兴废为己任。尝曰：“论精术疏，学者通弊，而外科为最甚。”乃试之实地，刳破抽割，随手运刀，若其截开卵巢水肿、剜取皮肉补鼻缺，能为邦医之所未为。又设规程，诱掖后进，门人三千，其名家、居显职者十余人。所著《外科医方》《济众录》诸书行于世。娶高桥氏，生二男二女；侧室某氏，生三男三女。初，泰然使其子冒佗姓，养先生为嗣，重继业也。先生效之，命所生诸子别营生计，养姪进为子，配以长女。又养门人冈本大道为嗣，袭称“佐藤舜海”。进为陆军军医监，舜海为海军军医正。而昔日所建议，今皆施行。旧制，凡辞官者，退两位记。先生讣闻，勅复从五位，盖特旨云。铭曰：

巧于论兮拙于技，举一世兮赵家子。

羗先生兮兼彼此，执刀圭兮惊鬼神。

大典医兮大博士，归去来兮辞膴仕。

弟子进兮道益起，躯壳亡兮神不死。

古木森兮谷中里，丰碑屹兮传厥美。

明治十六年七月，陆军大将兼左大臣二品大勋位炽仁亲王篆额

正五位日下部东作书，广羣鹤刻

川田刚执笔的这篇碑文，简直就是日本的半部近现代医学史。顺天堂大学组建于1838年，始于“学祖”佐藤泰然在江户药研崛（现东京日本桥2-6-8）开设的荷兰医学私塾“和田塾”，是日本延续至今历史最悠久的西医学学堂。它一直根据社会和时代的需求而进行自我调整和对应，在日本医学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明治2年(1869年)，受到明治政府的邀请，顺天堂“第二代堂主”佐藤尚中率其众多门生返回东京，被任命为宫内省的“大典医”（明治天皇御医团团长）、首位文部省“大学大博士”，担任大学东校（现东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第一任校长，为确立近代医学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为后来建立日本西方医学教育最高学府（东京帝大医学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时论伟之”，但“所见不合，谢病致仕”。有感于医者“论精术疏”之通弊，以“医道兴废为己任”的佐藤尚中，重返顺天堂后，与佐藤进等创建了“顺天堂医事研究会”，以医院和研究会为基点培养医师。在顺天堂成就学业的医生享受到免除医生开业资格考试的待遇。顺天堂帮助创建了济生学舍、济众舍、博爱舍等众多医科学校，并接纳在校生和毕业生在此接受临床教育。后来以上述医科学校为母体，诞生了日本医科大学、东京医科大学、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命所生诸子别营生计，养姪进为子”，“设规程”等一系列举措，充分展现了“重继业”的个人色彩与民族特色。

图3谷中灵园《故大学大博士佐藤尚中之碑》（1883年立）

佐藤进于明治2年（1869年）持明治政府颁发的全国第一号日本护照赴德留学（碑文中写作“学医孛国”），明治7年（1874年）毕业，成为柏林大学医学部毕业的第一位亚洲人学生。回国后佐藤进与佐藤尚中共同继续从事医学教育工作，于明治8年（1875年）10月创刊日本最早的医学刊物《顺天堂医事杂志》，向全日本提供了近代医学信息。佐藤进在担任“第三代堂主”后，在任职顺天堂医院院长期间，曾兼任陆军总院院长、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陆军军医总监等国家中枢机构要职。明治18年（1885年），在其身任顺天堂医院院长时，还兼任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第一医院及第二医院院长，创建了大韩医院（现首尔大学医学部）并兼任第一代院长和医学部部长，成为在日本和亚洲普及西方医学教育的领军式人物。

“西洋の医学、日本の泰斗”佐藤尚中认为“太上治诸未病，其次治诸已病，又其次使必死不可救者顿解苦痛”，主张将“司命”的“医”与“司药”分开，大胆给明治天皇的“建议”，医政改革和学制建设，有理有据，言必信行必果，无不展示着明治维新时期的时代气息和精神风貌。佐藤几代人的医者仁心和开拓进取，以及在继承人问题上的处理，让人大开眼界，去世时“达官名士送柩者三千人”就是对他的无言肯定。“盖棺论定”，次年立碑，目的在于“显彰”（使显明彰著），以影响更多人。高达5米左右的“显彰碑”，建于1883年7月，背面有“建碑寄付者、発起人、幹事氏名”共386个人的名字，诠释了“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真谛。于医术，战争是难得的临床观察和试验机会，而萨英战争、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次次为顺天堂的医生和学徒（尤其外科）提供了“用武之地”。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台湾“中研院”台湾史所的副研究员刘士永，在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了他的专著《武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的增订本。在这本书中，作者希望向读者呈现幕末侍医门风在明治医学现代化中的演变，换个角度说，这本书是从医学变革切入，讨论了这场变革前后的日本医界与社会。他指出：“在整个十九世纪，欧陆的医学有法国和德国两大系统，日本大量公费留学生都是送到德国去的，这当然跟1874年明治天皇公布的‘医制’有很大的关系，但也和德川晚期的‘兰学’是有关系的。”“这些明治政府送去学习西方医学技艺的人，在价值观念仍然深受江户儒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当时日本洋医界也非常流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或‘视病犹亲’等等，这些出自于传统中国医家的格言。而这些赴德习医的人后来更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执行西洋医学的第一代。我用‘武士刀与柳叶刀’作为书名的用意就在于说，他们手上拿的虽是西医的手术刀，但心里面执着的仍是幕府以来武士社会里的儒学规训。”分析精辟，与《故大学大博士佐藤尚中之碑》碑文所体现的极为吻合。

佐藤尚中在江户“从老儒寺门子粗涉书史”，这是他的“底色”。寺门子，就是寺门静轩（1796-1868），号静轩居士，被尊称为“静轩先生”。著有《江户繁昌记》五卷，天保三年（1832年）克己塾刊本出售。此书为日本江户文学中之名著，寺门静轩成为江户文学中“繁昌记”系列（或曰“新志派”作品）的首创者。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申报》馆以文艺副刊的形式，每月出版一期《瀛寰琐记》（后更名《四溟琐记》、《寰宇琐记》），是书被译成中文而连载刊登，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早的完整译作。作者受我国清代作家余怀（1616-1696）《板桥杂记》的影响，尽写当时江户地区的风物繁华，并花街见闻，又用辛辣揶揄的笔调揭露丑恶世相，是一部文笔流畅，具有批判意识与忧思情怀的优秀的笔记小说。该书的出现正式昭示着日本汉文作家已经走出了一条新路，这种新的文体在本土风行，且复又流传至中国，出现了异国的仿作，再传播回日本。文化的交流就在这样的互相传播中展露无疑，这也正是研究“东亚汉文学”的意义所在。名师出高徒，佐藤尚中的书法也相当精湛，拙著《东京汉文碑》第12方碑是立于1872年《片山氏之墓表》，是东京东校“颇有声价”的才俊片山国栋，1871年仅24岁病逝，其“寮友相议，请博士、教授诸先生买石”而立碑纪念。该碑也在谷中灵园，落款处有“从五位文部少博士兼少典医佐藤尚中题额”，如下。

图4佐藤尚中篆额的《片山氏之墓表》（1872年立）

篆额者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第9代有栖川宫，曾与仁孝天皇女、孝明天皇妹──和宫亲子内亲王订立婚约，但后因公武合体问题婚约被取消。1868（庆应四年）戊辰战争任征东大总督。历任元老院议长、左大臣、征讨大总督、陆军参谋本部长、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是明治天皇最信任的人。

撰文者“宫内文学从五位川田刚”，兼东京大学教授，其学问毋庸置疑。1880年6月6日，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儒学团体“斯文学会”于在东京神田锦町学习院和华族会馆举行了成立仪式。在斯文学会成立大会上，川田刚朗读《斯文会记》，其学问与地位可见一斑。知乎《为什么越南和韩国废除了汉字，而日本没有废除汉字？》，有他1884年给在日本刊印发行的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写的序言。作为整理者之一的他，就使用汉字与国家兴衰之关系问题阐发了议论，从中可以一窥日本知识分子当时的想法，其思想与文笔，今日读来依旧令人感佩。

书法所见是“日本近代书道之父”日下部东作（1838-1922，中文名“日下部鸣鹤”）的墨宝。有“东海书圣”之称的他是“鸣鹤流”的创始人，是“明治三笔”之一。他是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杨守敬（1839-1915）的日本弟子。两人年龄相近、兴趣相投，在杨守敬逗留日本期间（1880-1884），他受杨守敬带去日本的拓片碑帖的影响很深，并继承了大量杨守敬珍藏的拓片碑帖。“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杨守敬被视为“日本书道的大恩人”。在杨守敬离开日本后，出于对正宗中国书法的仰慕，日下部东作于1891年西渡，先后与吴大澂、俞樾、杨岘等交往，而过从最多的要数当时国内金石书法巨擘吴昌硕（1844-1927）。鸣鹤不仅自己数次来华，还遣弟子河井荃庐（1871-1945）渡海向吴昌硕问道，并成为西泠印社最早的外籍社员之一。1922年日下部东作去世，吴昌硕亲书篆文墓碑遥寄扶桑。为纪念中日这两位艺术大师的交往，在西泠印社观乐楼前，立有“吴昌硕日下部东作结友百年铭志碑”。拙著《东京汉文碑》收录了他书写的7方汉文碑，篆额或撰文者全是当时名人：炽仁亲王、重野安绎、三岛毅、三条实美、土方九元、川田刚、前田利嗣、贞爱亲王等，时间跨度从1880到1910，长达三十年，可见他是名副其实的明治时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

镌刻者广群鹤，日本名字“広瀬群鶴”，是“谷中の石屋で名工”。拙著《东京汉文碑》中“广群鹤”出现21次（包含“石工广群鹤”1次、“广群隺”2次）。

佐藤尚中“命所生诸子别营生计，养姪进为子”，这种现象是研究日本乃至东亚立嗣制度和收养制度的一手材料。其中两个儿子比较突出，这里提一下。一个是次子松本良顺（1832-1907），是幕末时期到明治时期的御典医、军医、政治家。幼名为佐藤顺之助，1849年成为幕府御典医松本良甫的养子。后赴长崎海军讲习所，向荷兰军医Johannes Lijdius Catharinus Pompe van Meerdervoort（万延元年即1860年来日,在长崎教授医学的荷兰军医彭博，也译为“庞贝”或“蓬佩”，1829-1908）学习兰学。佐藤尚中当年赴长崎“进修”时的老师百朋氏也是“兰医”，该荷兰海军军医的简介，顺天堂医院的网页有：“ポンペ。通常朋百と表记するヨハネス･ポンペ･ファン･メーデルフォールト、1829-1908。オランダ海军军医。医学伝习所で医学を教える。”如此看来，佐藤父子是同一个荷兰医生的学生。松本良顺1864年被授予“法眼”的称号（江户时代颁发给和尚、医生的称号），后担任“将军侍医”等职，为将军德川家茂等治疗。明治维新后，受封为男爵。1871年升职为从五位后，改名为松本顺。别号为兰畴、乐痴。以为牛奶、海水浴、口罩的普及作出贡献而被人铭记，被认为是“日本的戴口罩习惯推广第一人”。有名言：“失败永远是使人们奋发的跳板。这样认识失败而又能努力的人，才是前途光明的人。”其弟林董（1850-1913），日本外交家、政治家，明治年间的重臣。林董少年时成为幕府御医林洞海的养子。后来在一个美国传教士家里学习英文。1866年，林董毕业于明治学院高校，作为第一批留学生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国后，参加箱馆战争。1871年进入仕途。1895年法德俄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提出退还辽东半岛的要求时，他代表外务大臣陆奥宗光（1844-1897）接受通牒。1895年6月22日-1896年11月2日，任驻清公使。所著《外交回忆录》1915年由美国普利尼斯出版社用英文编辑出版，名为《林董伯爵秘密回忆录》。

语言有时代性。有如汉唐学者为经传典籍注疏一般，顺天堂医院的网页非常有心，给正面碑文加了43处注释，这无疑有助于看懂碑文。鉴于拙文读者的文史基础与背景知识不会过于拙劣，我就不针对碑文语言细节赘述了。但出现在碑文最后“铭”中的“赵世子”，应该是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赵国赵括，而不是宋初名臣赵普（922-992）。

篆额者炽仁亲王，撰文者川田刚，书写者日下部东作，镌刻者广群鹤，都是各领域翘楚，可见重视程度，也折射出日本社会对“佐藤尚中先生”的感恩与敬爱。“志不在荣达”，但“平生以医道兴废为己任”佐藤尚中，牢记“和魂汉才”+“和魂洋才”，“执刀圭兮惊鬼神”，“弟子进兮道益起”，逐步成就辉煌，以致“古木森兮谷中里，丰碑屹兮传厥美”。中国人如我，在日本访学，偶见此碑，就被深深震撼，发誓要将它整理出来、分享出去。

三、《井上达也君之碑铭》

图5谷中灵园《井上达也君之碑铭》（立于1897年）

由《故大学大博士佐藤尚中之碑》可见明治时代唯才是举、唯才是用。“東大のなかでも理三(医学部)だけは宇宙人しか入れないってドラゴン桜にあったな”，此说有调侃意味，但也道出了东京大学医学部门槛极高的事实，但这也保证了东大医学部的龙头地位和东大医学部附属病院医生的质量，更反证了井上达也的优异——他不仅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他还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可谓“精英中的精英”。

人难免头疼脑热，不可能不生病。如果生病有选择权，我不想生病；如果万一生病了，我不想是眼睛出了问题。所以，我特别同情患眼疾或视觉有障碍的人，觉得盲人尤其双目失明的人是最不幸的。凡遇到，就会尽己所能帮一下，即使不能给别人带来光明，但至少让人感到温暖。而井上达也就是一位眼科医生，“精诚”“恳挚”“术如神”，所以我极其钦佩。

《井上达也君之碑铭》与《故大学大博士佐藤尚中之碑》，相距20米左右，可谓“生而同行，死为邻居”。这个位置及碑铭的高大（目测4米以上），与眼科医生的他的贡献相匹配——“内外人莫不知有‘井上先生’者”，“病客来请治者门前成市”，“上门籍者无虑三千人，成名者今有三百余家”，可惜“天夺才俊”，下葬时“朝野哭而送之者数千人”。其履历在重野安绎笔下脉络清晰，也可见他是个千载难逢的好学生，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医生。众望所归，篆额者、撰文者、书写者都是一时俊杰，是社会对他的肯定与纪念。碑文繁体竖写，现在切换为简体横排，如下。

井上达也君碑铭

文部大臣正二位勋一等伯爵蜂须贺茂韶题额

眼科之术，至井上君大辟矣。君尝游欧洲，于白内障眼疗法特有所发明，笔之于书，大为泰西人所称许。及归，技益精，下手施治，有神竒不可测者。于是，其名愈显，内外人莫不知有“井上先生”者。而一旦罹急患不起，呜呼，可叹也哉！君讳维声，井上氏，号甘泉，幼字德兵卫，后更达也。阿波板野郡矢武邨人，至君八世，业医。考讳需，称肇堂，本藩侍医，妣柴田氏，有贤名，君其第二子。少英特，长十五，入藩学，略通经史。十八，肇堂君教以汉方医术。明治初，洋学大兴，君亦学焉，有所得。尝曰：“庭树非鹏栖之处。男儿成业，当出大都，以伸其志。”遂负笈来东京，入大学东校，时年廿三。悉修医学全科，初从司马盈之学独逸语，后从独人缪尔列儿氏学其国语及医术，大有造诣。九年，补东京医学校，眼科挂盖校中，勖专门眼科创于此云。十四年，任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建病院于骏台。教授余暇，治众庶眼病。十五年，辞职，专力于民间治疗。于是，病客来请治者门前成市。而君有航欧洲之志，或止之以患者日增，君曰：“患者益多，此尤不可不益究其术也。”十八年，遂往，时岁卅八。历访独、佛、米诸大家，精究眼科蕴奥。既归，名声益振，请治者倍于旧时。廿八年七月，骑行，堕马，负重伤，遂发脑病，延诸名医，疗之无效，以其十五日竟殁。距生嘉永元年七月廿一日，享年四十八。越五日，塟于北丰岛郡田畑邨大龙寺，朝野哭而送之者数千人。君娶山下氏，举六男五女：长达一，嗣；次达二；余尚幼。养子达七郎，承业，掌病院。其他养门生以为子者，又有数人。君平生精励，苦学读书，穷日夜不辍。事属新奇，则深思学理，笃征实验，所阐发极多，著书有十余种，又开“眼科研究会”，吐露其说，皆足以益乎人矣。君之对病客极亲切，而严正为之谋者，念念不去怀。将欧行，临发，犹视病者。尝养痾热海而不自安，即日归，其夜秉烛以诊焉。病院不设休日，曰：“病患岂有休时乎？”其恳挚如此。而病者若不守其指示，则诃讁，不少假借，故受治者伥伥而来，奕奕而去。其于门生，训诲讲述，谆谆不怠，上门籍者无虑三千人，成名者今有三百余家。常节财用，俭素自率，而至学术，不上怯千金。为人踔厉峻整，不苟容人，人一忤意则黜不顾。不屈权贵，不狗（苟）世俗，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故人或目君为奇豪。而君实纯孝，以远离双亲膝下，眷眷思慕。肇堂君病报至，君星夜驰省，时无火车、汽舩之便，百七十里，三日而达。其殁，建碑于乡里茔域。于母氏，常寄书问询。母氏违世，君哀悼甚切，自撰碑文，述其教养有素。以与予居近，屡来谋之。碑成，而君遽殁，悲夫！顷门人相谋建碑，达七郎来请文，乃经纬其行状，系以铭曰：

金篦一刮，银海增波。取新尽妙，开张一科。

惟孝乎亲，延及于人。精诚恳到，故术如神。

斯人溘亡，天夺才俊。堂声弗坠，永传遗芳。

明治三十年，岁在丁酉冬十二月

正四位勋四等文学博士重野安绎撰，正五位日下部东作书，井龟泉刻

井上达也“少英特”，15岁“入藩学，略通经史”，跟着父亲学了“汉方医术”后，为“伸其志”，23岁来到“大学东校”，“悉修医学全科”外，积极主动学德语及医术。1876年进入东京医学校学习，眼科成绩突出，帮助创立了“专门眼科”，可见其优秀。1881年，年仅33岁的井上达也“任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教授之余，治众庶眼病”。

让人想不到的是，1882年他抛掉金饭碗，“辞职，专力于民间治疗”。38岁时，认为“患者益多，此尤不可不益究其术也”，于是“有航欧洲之志”，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游欧洲”，“历访独（德国）、佛（法国）、米（美国）诸大家，精研眼科蕴奥”，“技益精”甚至“神奇”，于“白内障眼疗法特有所发明，笔之于书，大为泰西人所称许”。不出所料，“既归，名声益振，请治者倍于旧时”。不仅如此，他还“深思学理，笃徵实验，所阐发极多，著书十余种，又开‘眼科研究会’，吐露其说”，扩大影响面，以“益乎人”。感慨“病患岂有休时乎？”病院因此不设休日，多么合理暖心！

井上达也医生48岁的人生经历，激动人心，令人亢奋，堕马负伤、诱发脑病而死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可叹也哉”！“业医”的家世和“纯孝”外，其为人、为学给人印象极深：有志、“精励”，好学、“苦学”，仁心、“恳挚”，“于门生，训诲讲述，谆谆不怠”，“不屈权贵”，“惟孝乎亲，延及于人”。“庭树非栖鹏之处”，形象的语言预示其志存高远。到江户后，进取青年井上达也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为他日后大展宏图打下坚实基础，大有作为也是水到渠成。即使38岁也不放弃“充电”的机会，其赴海外游学，不是为了“镀金”或作秀，而是真金白银地学习与交流，这一点在现在看来都极其难得，更何况在明治初期，其积极进取之心宛然可见。英年早逝，壮志未酬，遗憾。

篆额者蜂须贺茂韶(1846-1918)“文部大臣正二位勋一等伯爵”，继承了武家最高的德川氏和公家最高的摄关家的尊贵血统。第十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齐之孙，德岛藩末代大名，后为明治政府重臣，明治时代、大正时代华族、政治家。幼名氏太郎，蒙从兄、第14代幕府将军德川家茂赐偏讳，改名为“茂韶”。1868年父亲突然去世，蜂须贺茂韶继任家督，袭封德岛藩，领阿波国和淡路，参加讨幕势力。1872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879年毕业归国。1882年任驻法国特命全权公使，1883年兼驻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和比利时四国公使。历任元老院议员、东京府知事、贵族院议长、文部大臣、枢密顾问官等职。十分爱好俳句和能剧并且致力于上述传统文化的振兴。1896-1897年任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文部大臣，为此碑篆额时是枢密顾问官。最高位阶“从一位”，勋等“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爵位“侯爵”。

井上达也1895年去世，“养子达七郎承业，掌病院”。1897年，“门人相谋建碑，达七郎来请文”。重野安绎“乃经纬其行状”，我们得以知道井上达也先生的人生轨迹。重野安绎(1827-1910)，是日本第一位“文学博士”，鹿儿岛人，史学家。幕府末，曾学于蕃校造士馆及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后任蕃校教员。维新后出仕文部省，于1875年入修史局负责编修《大日本编年史》。是他创建东京大学国史学科，奠定国史学发展基础。重野安绎不仅闻名于明治日本的史学界，在汉学界更是负有“耆老”之盛誉。在明治时代西风劲吹的局势下,他力排“重洋轻汉”之风，活跃于汉诗文社——旧雨社、丽泽社等诗社,并在大阪设立汉学校“成达书院”广育人材,为维持明治汉文文运作出了巨大贡献。重野安绎写人物事迹，语重心长，娓娓道来，得“东亚第一文章家”太史公司马迁生花之笔。拙著《东京汉文碑》第263-268页有小牧昌业1921年撰写的《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从三位勋二等文学博士重野先生碑铭》，可以参看。略引一段，对其文风的评价：“先生之学，素参洛闽，诵读渐博，不墨守旧说。及再来东京，则出入乎清人考据之说，识见愈超，折衷群言，自成一家。清国星使黎庶昌序先生文集，云：‘成斋之意，欲引东西之长，汇而为一，以此著书，以此立教，百变而不离宗旨。’实为知言。文章继息轩、宕阴，蔚为昭代一大宗。初年，喜东坡，才华英发；中年以后，典雅富赡，俯仰摇笔，颇与庐陵；近晚年，声誉益隆，一时碑版叙记之作，多出于其手，四方传诵。”井上达也先生得以“永传遗芳”，得益于重野安绎的如椽之笔。

刻工井龟泉，拙著《东京汉文碑》中出现19次（含“酒井龟泉”1次），应该是当时的有名刻工了。

网上《从日俄战争到神经科学的二次革命（「读完了文章的每个字，但不明白整段话的意思」，那我的大脑干了什么）》一文，将“井上达也君”（1848-1895）与其次子井上达二（Tatsuji Inouye，1881-1976）相混淆了。井上达也与日俄战争（1904-1905）不可能有关联，“负责检查士兵的视觉损伤，以据此发放适当的抚恤金”的，只能是次子井上达二。井上达也1895年去世时，次子尚未成年。在日俄战争中，东京大学毕业的眼科医师井上达二负责检查退役军人的伤情，并以此决定津贴额度。他在这个职位上见识了不同种类的头部创伤，注意到脑部的损伤程度跟视觉的缺失部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在观察选择性失明的规律后，他制作了颅脑坐标参照器并用于测试，结果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世界上第一张Visual Cortex Map，实验结果于1909年以德文发表(Visual Disturbances following Gunshot Wounds of the Cortical Visual Area)。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神经解剖学家戈登·福尔摩斯（Gordon Holmes，1876-1965）受他影响，开始研究脑损伤（枪伤）跟视野损失的关系，绘制出更加完备准确的Visual Cortex Map,也就是后来被称作Retinotopy(视网膜拓扑映射)的技术。井上达二的发现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视觉皮层中每个神经元都对应特定的视觉空间区域，“视网膜拓扑映射”形成视觉空间地图，这在现在已经是常识，神经学也大行其道。但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重大发现，而这源于井上达二的医学灵敏与钻研精神，更源于他有一位开辟日本“眼科之术”的父亲井上达也。业医-眼科-视觉-神经科学，我们看到了家学的深远内在影响以，感受到了生生不息、令人感奋的工匠精神。48岁英年早逝的井上达也，如果泉下有知，应该是欣慰的吧。

图6井上达也次子井上达二28岁时以德文发表的论文（来自网络）

四、结语

成立于1877年的东京大学是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成立于1858年的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简称“东大病院”）则是日本各大学附属医院中声望最高的医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的《先有医学部，后有东京大学》谈得深入浅出。东京大学本乡校区的医学部2号馆本馆前，有一座银灰色名为“M-Monument”的雕塑。它是2008年东京大学医学部和医学部附属医院创立150周年纪念项目之一学生纪念雕塑设计竞赛的优胜作品。整体的形状M寓意着医学Medicine。两个锥形象征着医疗从事者与患者之间、医学部与附属医院之间和教育与研究之间的关系。中间闪闪发亮的银球代表了医学呵护之下珍贵的生命。戴燕此文将东京大学本乡校区室外雕塑基本介绍到了。其实，东大的室内雕塑也不少。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明年将是百年祭，东京大学本乡校区的综合图书馆就是灾后重建的，1928年兴建时曾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在图书馆门口处有日文和英文的说明。1933年在该图书馆三楼的阅览室入口处，设了两个法国人的胸像，一左一右像门神一样。一个是大文学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另一个是巴斯德·路易斯（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像牛顿开辟出“经典力学”一样,巴斯德开辟了微生物领域,他也是一位科学巨人。他以其对疫苗接种、微生物发酵和巴氏杀菌原理的发现而闻名，在《欧美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 中排名第23名。1880年他发现鸡霍乱杆菌的陈旧培养物能预防鸡霍乱的感染，首先创造了减毒疫苗。为了纪念一个世纪前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Jenner，1749-1823)的功勋，他将这种方法称之为预防接种（vaccination），并将这种制剂称之为疫苗（vaccine），相继他又创造了炭疽杆菌减毒疫苗，狂犬病的减毒疫苗，兴起了主动免疫的方法（active immunization）。这一研究成果当时被誉为“科学纪录中最杰出的一项”。1892年巴黎大学为庆祝巴斯德70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国际性庆典。1933年，国际上首次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病毒，开启病毒研究的时代，这反衬出巴斯德成就之不易与伟大。东京大学当时就将巴斯德的胸像摆在那里，可见对学术前沿何其敏锐，而进出图书馆阅览室的学生耳濡目染，其奇妙、微妙的效果，就像矗立在醒目处的纪念碑/显彰碑一样，就像二十年一换的日元纸币上的人物肖像一样。它们是沉默无言的，但就像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天何言哉”的感慨一样，东大乃至日本的决策者深知“立志”之重要性，于是以“世界级榜样”来勉励一批批学子，以“名人/伟人”效应来感召社会，静待花开的同时，不知不觉中，科学精神得以传播开去，传承下去。

“日本医学发达之谜”，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没有“参考答案”。本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借助对二位日本医生的介绍，读者得以了解一些信息，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获得启发后，在各自岗位与领域做出应有贡献。不以成败论英雄，拿世界冠军或获诺贝尔奖，是属于“锦上添花”。倒是新冠疫情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需要“雪中送炭”。日本近代美术教育家和亚洲主义观的倡导者冈仓天心(1862-1913)晚年阐发“亚洲一也”(AsiaisOne)，一百多年过去，斗转星移，现在则是TheEarthisOne，时势使然。识时务者为俊杰，“择善而从、兼容并包”，应该被倡导。时代呼唤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希望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形成一股合力，早日彻底攻克新冠病毒。2024年将发行的新版1000日元纸币，纪念的人物北里柴三郎，其一生都在践行“医学的使命就是预防疾病”。无论“大雪花”还是Be Together，希望各国公民都能加强“卫生之念”的形成，防患于未然，拥有健康体魄。

此外，我以为，不同于图书馆的资料可以检索，大庭广众下静穆矗立的每块东京汉文碑，其价值在于被发现和整理。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的碑刻记录了丰富的内容，值得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无未说：“《东京汉文碑》文献梳理与考订真的很有价值。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它也是地上与地下的石刻文献的结合体，会发掘出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源来的。你的眼光很独到，你提供了研究相关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更是中日学者注意不够的。我相信，你的著作出版后，一定会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作为重要历史数据加以利用。”希望本人这项类似“考古发掘”性质的挖掘整理工作能够真的造福、惠泽国内外各领域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