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日本华人教授会的朋友们

前些日子读到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朱建荣教授写的一篇回忆华人教授会成立愿景与历程的简述，提到”美国有一个百人会，我们就想搞一个百人会的学术版”，于是，他在2002年底与王智新、陈玳珩、段跃中等开会，讨论设立华人教授会。中国大使馆张立国总领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后来，朱教授找到了我，邀请当时并未在大学任职的我参加华人教授会，他开玩笑地说：“你的知名度够格。”一向回避加入华人组织的我，这次没客气，当仁不让地加入了华人教授会，成了一名创会会员。

一晃眼20多年过去了，华人教授会这才慌慌张张地想起需要给迄今为止自己走过的路程做个总结，于是开始征集回顾20年历程与往事的文稿。这桩事本身也反映了华人教授会重在做事，很少在乎留名的特点。

但是回顾以往，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把记录第一代新华侨创业史作为自己使命的《新华侨》一书的作者，我应该有责任记录下我所看到的一些华人教授会的朋友们的活动及人品。

我和朱教授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在日本媒体界，常有人说他和我在媒体界的曝光度是旅日中国人中最高的。在电视节目中、报刊杂志上，他谈政治、外交，我讲经济和企业交流、社会现象、语言文学。我和他没有喻亮之见，许多活动他都主动邀请我参加，我也积极支持他的工作。

比如，华人教授会成立NPO法人后，大概是04或05年，他去见电通的成田丰会长。成田丰会长出生于朝鲜半岛，对于和中国大陆及韩国的交流比较积极。当朱建荣和他说起想建立中国学者和日本企业间的交流渠道时，成田会长认为光是电通一家公司参加是不够的，又找了日本经济新闻社等其他20多家日本一流企业参加，开始一个很有特色的学习交流会，每个月一次，延续了整整6年。由教授会出讲师，也邀请中国驻日大使或武官等来讲课。我和周牧之都被邀请去讲过课。应该公正地说，朱建荣很无私地给教授会会员们提供了舞台和机会。

2006年思考日中问题经济人会议，经团联副会长、松下电器董事长、日立社长、三菱东京UFJ银行董事长、瑞穗金融集团董事长、三井住友银行行长、丰田副社长、三菱商事董事长、电通董事长、三井物产副社长、日本经济新闻社副社长等出席了学习会。

我还想透露一桩我和朱建荣之间曾经有过的私下约定。

有一家日本电视台想包装石平，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他的知名度？石平提出：“我希望能够参加朱建荣、莫邦富当嘉宾的电视节目。”显然他是看中了我们的段位，想来蹭流量。

此事传到我们耳中，朱教授当即与我商定：“我们就是不和他同上一个电视节目。”结果，那家电视台的导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后来，有一次，我回中国出差。电视台来邀请上节目，按照我事务所的工作流程，回复这类邀约的工作平时都由秘书负责对应。秘书按照以往的经验，遵循正常流程接受了邀约。

我当时身在中国国内，看到秘书转来的电视台邀约说明文件中没有列出其他嘉宾的姓名，觉得有点奇怪。但没有多在意，认为离开上节目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此后电视台会补齐这类信息的吧。

但是，直到上节目的前一天，还没有看到导演组送来第二天的嘉宾名单，我开始怀疑有问题了，直接发邮件去讨要嘉宾名单。深夜，电视台才姗姗来迟地交出了名单，只见里面赫然写着石平的姓名。一查网络，这个节目的嘉宾信息已经公开了。如此时我拒绝上节目，就有可能被误解成我害怕与石平对阵了。

于是，我照旧上了节目。但是毫不客气地给节目组送去了抗议信，尖锐批评了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否则我无法向朱教授交代。

2013年华人教授会年会休息时间谈笑风生的会员们，左起分别是杜进、唐亚明、李春利、莫邦富（背影）、宋立水。

算来和朱教授一起参加过许多活动，一起开过许多次会议，当然也一起吃过许多次饭、喝过许多次酒。但是，我和朱教授迄今为止还没有就我们2个人单独在一起喝过咖啡、吃过饭。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想指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境地吧。

朱炎、王智新、熊达雲、赵军、廖赤阳、唐亚明、金建敏、李春利、魏大名、巨东英、关志雄、毛丹青、杜进、凌星光、吴川、周牧之、张纪浔、周玮生、任向实、张伟雄、陈玳珩、周建中、宋立水、戴二彪、刘迪、段跃中、沈洁、齐琳、吴晓林、邢予青等，算是我在教授会中接触（含网上交往）比较多的人，各人都有各自出色的专长、成就及个性，却很少有人恃才傲物。

仔细想来，20多年来，教授会中曾让我留下不愉快记忆的也就1、2人而已。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一查这2个人，都不在教授会群里了。一问，被告知：“退会了。”看来三观不合，确实无法一起走远路的。

巨东英是全日本第一位当上大学副校长的华人教授。可是，不论我带了希望做校际交流工作却不熟悉基本业务的“小白”同学去打扰他，或是在东京车站偶尔相遇，他都没有任何架子，亲切应对，认真指教，甚至还掏钱请我和小白吃饭。

魏大名被誉为心脏建模、心电计算机仿真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心脏计算机模型Wei‐Harumi Model在业界知名。他是心筋梗塞检查新技术“导出18诱导心电图”的発明人并与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协作成功产业化、被日本首相官厅选为最新原创诊断新技术之一。日常生活中，我多次向他索要他拍的照片，他都亲切回复，热情应对，没有丝毫架子。

程子学是会津大学副校长，有一次我在微信群里提议举办人工智能和翻译软件的学术交流会。程校长还专门加我微信回复说：“谢谢您承认请求。久仰大名一直没有机会与您交流。非常感谢您提案举办人工智能和翻译软件的学术交流会。”谦虚之态跃然纸上。

给许多日本歌曲配过中文译词的唐亚明、著有很多经济方面大作的关志雄、写过很多文彩四溢作品的毛丹青等，都和我关系很好，也都知道我在日本主流媒体长期拥有书评专栏，却没人来找我开后门，要我为他们写个书评什么的。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关系使我常有如坐春风之感，身心都受到熏陶，使我对他们始终抱有深深的敬意。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是风靡中国一时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作者周立波的长孙，他自己也非常有才华，著述很多。可是，周牧之谦虚低调，长久以来没有对他人讲起过自己的出自。直到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了这层关系。

华人教授会的年会往往就是一场很有内容的论坛活动。照片为2013年在东京大学举办的年会。左前一为朱建荣。

环视华人教授会的各位成员，有那么多人明知没有报酬，仍会尽心尽力去做好教授会安排的工作。却没有人会给自己的名片印上“华人教授会会员”或职务一类字样的文字。这个现象令我十分感慨。

对于这个现象，我和朱建荣、朱炎、赵军等人曾经议论过。大家的一致结论就是：“因为华人教授会的大多数会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有着令人尊敬的成绩，所以，不需要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在华人教授会就是做事！做事！做事！”

其实，我曾经看到过一位新会员在名片上印有过“华人教授会会员”的字样。后来这位会员也许知道了大家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传统，再没有使用过那张名片。

在大学任教当上教授的学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加入华人教授会。但教授会的门槛还是把得比较严的。有一位名气蛮大的旅日华人当上教授后，兴冲冲地去找朱建荣，开口就是：“我当上教授了，想加入你们教授会。”

朱建荣回答说：“第一，华人教授会不是因为当上了教授就可以入会的，而是还需要在某个领域拥有获得日本社会普遍认可的实力才行；第二，教授会规定要有复数会员的推荐才可申请加入；第三，会长没有推荐权。”

有门槛、有原则，主要干部又以身作则，这也是华人教授会成员水准和内部会风都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吧。我喜欢这样水准和会风的华人组织。

其实在酝酿成立华人教授会阶段，时任中国大使馆总领事的张立国考虑到当时在日本任教的中国籍教师已有1000多名，建议成立一个面向这个高知群体的团体，并提议叫“华人教授讲师协会”。但当时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的朱教授却坚持了走“百人会”那样的精英路线，提议叫“华人教授会”，并强调申请加入教授会的申请者的学术成果要获得日本社会的一定好评才行。而张立国总领事也从善如流，没有坚持己见。我觉得通过20多年的时光检验，朱教授和我们当时的坚持是对的，有门槛，才能有效地保证会员队伍的纯正和水平。

教授会前期，因为担任会长的朱建荣、杜进等人的专业及人脉方面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层面的活动比较频繁，风头较健。后期因为没了明星会长，活动的亮度显然减弱了不少。怎样才能打开新局面，新会长他们肯定会感受到不小压力的。但我相信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拿出更出色的成绩的。

在AI成为时代标签的今天，华人教授会怎样让理工科专业的教授会员们能够跑到前台来展现他们的风貌，怎样在中日合作交流的大舞台上演出我们拿手的创新剧目？这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去肩负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华人教授会当年是一股冲出深幽山谷的清泉，为日本社会的国际化，为中日交流的深入发展，开辟并滋润出了一大片丰润的田园，那么当它汇流到旅日中国人已达上百万人规模的今日日本社会，我们应该有更多更接地气的课题，应该搞更多有更广泛人群参与的活动，应该解决更多更为棘手的各种难题。而我们每个会员则要更加谦虚、更加低调、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逐渐变成前浪，但我相信我们这些前浪愿意跟随比我们更年轻、更高学历、更有眼光的后浪们，做更多的工作，尽更多的奉献，我们也愿意做后浪们冲锋陷阵路上的铺路石。作为我个人，也希望能够继续获得华人教授会的朋友们的指教和激励。

莫邦富在华人教授会年会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