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流史上的隐元禅师与黄檗文化

中日交流史上的隐元禅师与黄檗文化

学者简介

（林观潮）

林观潮，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69年出生于福建福清。大谷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佛教文化与对外交流、隐元禅师与中日交流。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出版作品《隐元隆琦禅师》（2010年）、《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2013年）、《中日黄檗山志五本合刊》（2018年）、《明清僧人著述流传日本的研究》（2020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渡日明僧隐元所传黄檗文化与中日交流的研究》（2021年）、《明清僧人著述流传日本的考察研究》（2013年）、《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的研究》（2009年）。

｜前言｜

明朝晚期福建高僧隐元禅师与其所代表的黄檗文化，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与丰富价值。通过考察隐元禅师的人格魅力与生平事迹，黄檗文化的内涵、在日本社会的传承、近年来的弘扬活动，可以认为，黄檗文化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又有着新鲜的当代活力，在中日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挖掘弘扬。

明朝晚期福建高僧隐元隆琦（1592-1673），与其所传播的黄檗文化，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与丰富价值，近年来更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拙稿围绕隐元禅师的人格魅力、生平事迹，黄檗文化的内涵、传承、近年来的弘扬活动，及其在中日交流中的重要意义，试做粗浅的考察分析。

壹

隐元禅师的当代魅力

2015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主席提到隐元禅师的功绩说：“中日一衣带水，两千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十七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等地，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习主席的讲话，高度赞赏了隐元禅师在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史上的重要贡献，再次指示了其所传播的先进文化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讲话在中日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纪念隐元禅师与宣传黄檗文化的各种活动也应运而生。

2019年4月16日，习主席回复日本长崎县知事来信，再次肯定隐元禅师的功绩，指出：“信中提到的隐元禅师，在中国是很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为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互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习主席的谈话中，可以体会到，党和政府对隐元禅师及其所代表的黄檗文化的重视。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在中日交流中，隐元禅师与黄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隐元禅师与唐朝的鉴真和尚（688-763），都是历史上东渡弘法的高僧，不仅在日本开创了佛教新宗派，促进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同时也保存了故国文化。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互相媲美的两座高峰，其文化远见与忧患意识，至今仍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两千多年前，孔子在《论语》中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华夏先贤自古以来，就有保存民族文化命脉，传承大道，继起斯文，不负天命的自觉意识。隐元禅师的东渡，与鉴真和尚一样，从一个角度看，是他们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当时所处社会将要发生的巨变，为了保存既成的社会文化，故能排除万难，踏过海波，无畏险阻，开辟新天地，保存故国文物，养护民族元气，以期待将来的反哺故国，以期待将来的民族振兴。他们坚信，民族的文化永存，民族的生命力就永存。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们期待民族复兴的远见是正确的。他们这样的文化远见与忧患意识，保存华夏文化的天命感与使命感，根源于周公孔子等华夏历代先贤让民族文化命脉久远传承的思想，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清代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1673年）4月2日，当隐元禅师在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圆寂前一日，日本后水尾法皇赠予封号大光普照国师。此后，每隔五十年，日本皇室都追加谥号，成为惯例。1722年，灵元上皇追加谥号佛慈广鉴国师。1772年，后樱町上皇追加谥号径山首出国师。1822年，光格上皇追加谥号觉性圆明国师。1882年（日本明治十五年），明治天皇赠予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匾额“真空”，以纪念隐元禅师。匾额至今悬挂于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大雄宝殿。1917年，大正天皇追加谥号真空大师。1972年，昭和天皇追加谥号华光大师。最近一次为2022年2月25日，令和天皇追加谥号严统大师。

历次日本皇室的赐号宸翰，都保存在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其中，1673年（日本宽文十三年）后水尾法皇的宸翰内容如下：

“敕。朕闻临济之道遍行天下，至天童双径光辉益盛。唯我日域久乏宗匠，幸黄檗隠元琦和尚受请东来，重立纲宗，阐扬济道，大光于国，功不可磨。朕屡沾法乳，简在朕心。故特赐大光普照国师之号，以旌厥德。钦哉。故谕。宽文十三年四月二日。”

1722年（日本享保七年）3月13日灵元上皇的宸翰内容如下：

“敕。朕以支那宗匠，断际后身，德感神物，法嘱王臣，黄檗开山大光普照国师隐元琦老和尚乃其人也。曾应请东渡，三百年来已灭之宗灯重掲起焉。所以先皇归崇，宠荣优渥。朕亦虑深有夙缘，继其圣旨，沐于师风，不以为少矣。兹逢半百忌辰近临，追慕无已，更加徽号，谥佛慈广鉴国师，塔曰真空，以寿将来者也。享保七年三月十三日。”

这样持续的封号追赠在日本僧人中并不多见，而在其他历代渡日弘法的僧人中，则别无他例。由此也可见隐元禅师的人格魅力与深远影响。持续的封号追赠，是对隐元禅师文化功绩的肯定，也是对隐元所代表的中日友好交流事业的肯定。隐元大师与黄檗文化在中日友好交流中的崇高地位，历久弥新的价值，相信在今后，还会通过日本皇室的封号追赠而体现出来。

2022年，将迎来隐元禅师逝世350周年的纪念。按照传统，日本皇室可能也将再次追赠封号，因此备受人们关注与期待。

贰

隐元禅师的生平事迹

做为明朝晚期高僧，隐元禅师继承临济宗法脉，建设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形成黄檗山教团，重兴唐朝希运禅师以来的黄檗宗，又东渡日本弘法，创建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成立黄檗宗，传播明朝文化，促成日本文化的进步发展。

同时，隐元禅师也是明朝遗民，因遭遇明朝灭亡的悲痛与危机感，促使他孜孜以保存明朝文化为己任，并期待民族的未来复兴。做为明朝遗民、禅宗高僧、海外游子、黄檗宗开祖、文化伟人，隐元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超越时空的精神内涵。

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四日，隐元出生于福建福清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今福清上迳镇东林村)林家。

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十九日，出家于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法号隐元，法名（内字）隆琦。崇祯七年(1634)一月，在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嗣法于费隐通容（1593-1661），是为唐代希运禅师开创的黄檗宗第三十三代传人，也是希运法子义玄禅师开创的临济宗第三十二代传人。费隐禅师出身于福清何氏，当时住持万福禅寺。

崇祯十年(1637)十月，隐元应请住持万福禅寺，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此后历住浙江崇徳福严禅寺、福建长乐龙泉禅寺。南明隆武二年（1646）一月，再度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至永历八年（1654）五月。

隐元两次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前后达十七年，重兴其为东南一大禅宗道场，同时自身也成长为一代高僧，备受僧俗敬仰。以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为弘法中心，隐元培养诸多优秀法子孙，教化信众，逐渐形成黄檗山教团，重兴唐代希运禅师以来的黄檗宗，开出充满新鲜活力的禅宗法脉，亦即以他为开祖的明朝黄檗宗。

因长崎唐僧与唐人的多次恳请，南明永历八年（1654）6月21日，隐元率徒众三十多人，于福建中左所（厦门）起航东渡，7月5日到达长崎，住持唐人寺院兴福寺。此后又历住长崎崇福寺、摄州普门寺（今大阪府高槻市临济宗普门寺）。日本宽文元年(1661)5月，因德川幕府支持，于京都府宇治郡太和山创建新寺，亦名黄檗山万福禅寺，以示不忘故国根源。宽文四年(1664)九月，隐元于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退居，推荐法子木庵性瑫（1611-1684）继任住持。宽文十三年（1673）4月3日，示寂于京都黄檗山内松隐堂。时当国内清代康熙十二年。

隐元一生住持中日两国七所道场，开堂说法近三十年，传授三坛大戒十六次，培养嗣法弟子二十三位，法孙五十多名。其禅风广被，在中日两国佛教中影响深广。其语录著述丰富，仅在江户时代的刊本就有四十多种传世。

叁

黄檗文化的内涵

隐元禅师因为其卓越的文化功绩与社会影响，在日本社会，被看作是当时渡日明朝移民的代表，明朝文化的象征，其所传播的黄檗文化代表着历代中华文化的精华。

隐元与其他黄檗宗僧人，及其同时代其他优秀明朝移民的文化活动，促成中华文化与思想再度广泛影响日本社会，超越了佛教层面，波及江户时代（1603-1868）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这样形成的综合性文化现象，在日本社会被称为黄檗文化。它促成了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的高度发展，为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与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佛教内部，做为黄檗文化内核的黄檗宗，从禅风思想、戒律清规、法式仪轨、教团组织、丛林制度等方面给日本佛教带来深刻影响。在佛教以外，黄檗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在建筑、雕塑、印刷，在音乐、医学、医药、茶道、饮食，在绘画、书法、篆刻，在民众教育，社会事业等方面，表现出明朝文化融入江户文化，并创造出新文化的特征，影响广泛，流传至今。

以隐元为代表的明朝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影响，亦即黄檗文化现象，持续一百多年，参与人员除了近百位僧人，还有庞大的居士团体等明朝移民。 这样壮观的文化洪流，这样深刻的交流互动，在历史上可谓罕见他例，盛况空前。这些东渡僧人与明朝移民是中华文化的弘扬者，其德行业绩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可与长久怀念。

隐元等黄檗宗僧人与明朝移民的著述，据初步估计，有500种以上。这些记录黄檗文化的珍贵文献，主要保存于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黄檗宗所属寺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及其教育机构等场所。

1992年，在纪念隐元禅师诞辰四百周年时，禅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柳田圣山（1922－2006）深刻指出：“近世日本的社会发展，不论从哪一方面看，如果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从解释。”并且，他还立足于复兴亚洲文化的大局，提醒世人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功绩，呼吁：“因明治以后的急剧西化，而不断衰退的灵性亚洲，应该开始本质的反省了。我们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隐元禅师诞辰四百周年这个时点的意义。”这样的深刻认识与高度评价，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当然，从文化史的视野着眼，广义的黄檗文化，可以指的是八世纪发源于唐代福建福清黄檗山，发展成熟于东南地区，发挥了世界性影响的综合性文化。它以唐代德宗贞元五年（789）正幹禅师在黄檗山创建道场为起点，历经宋元明清，至于当代，千年传承，以唐代黄檗希运（？-850）、宋代林希逸（1193-1271）、明代叶向高（1559-1627）、明代隐元隆琦为代表性人物，具有儒道佛家文化等丰富内涵，传播于海内外。其中，在十七世纪，隐元禅师与同时代明朝移民传播于日本社会的黄檗文化，结出丰硕果实，谱写了耀眼的美丽篇章。

做为一种源于唐代福建的文化现象，黄檗文化在现代学术史上引人注目，受到考察研究，应该是在1900年以后。1948年，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成立黄檗文化社，并出版了创刊号《黄檗文化》。这是现存资料中，可见的关于黄檗文化的较早用例。此后，黄檗文化做为一般学术用语，逐渐流传于日本学术界中。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逐渐重视研究黄檗文化，出现了许多成果。

另一方面，黄檗宗指的是禅宗流派，是黄檗文化的内核。

广义的黄檗宗，指的是发源于唐代福建福清黄檗山建福禅寺（今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光大于洪州高安黄檗山广唐寺（今江西宜丰黄冈乡黄檗寺），以希运禅师（？-850）为开祖而成立的禅宗流派。希运曾启发宣宗李忱(810-859)深入佛学，重建社会文化，后来受到赐号断际禅师。

希运出身于唐代福建福清西溪林家，于福清黄檗山建福禅寺出家后，游学江西，嗣法于百丈怀海（720-814）。于洪州高安县鹫峰建广唐寺，因思念家乡祖庭，改名鹫峰为黄檗山。其法子中，义玄（？－867）于河北镇州临济院（今河北正定县临济寺）成立临济宗，盛行于世，又传播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传承至今，是为最有影响力的禅宗流派。

明代隐元禅师是义玄所开临济宗的第三十二代传人，也是希运所开黄檗宗的第三十三代传人，追慕远祖希运宗风，于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编《黄檗山寺志》，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编《新黄檗山志》时，皆在卷首题记《黄檗断际希运禅师正派源流图》，表达以希运为开祖的宗派意识。

狭义的黄檗宗，指的是发源于明朝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光大于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以隐元为开祖的禅宗流派。

福清黄檗山在唐德宗贞元五年（789），由六祖慧能的弟子正幹传入佛教创建道场，贞元八年（792）赐名建福禅寺。后来屡经兴废。明朝万历四十二年（1614），应黄檗山僧人中天正圆等人的恳请，又因福清籍内阁首辅叶向高（1559－1627）的建议，明神宗赐予黄檗山大藏经，并赐寺名万福禅寺。

神宗赐藏使得福清黄檗山成为皇室关心的祝圣道场，亦即具有为国家天下，为代表国家的当今圣上祈福祝祷的职能，因此具有相当的政治地位，为后来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明朝皇室赐藏经于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的恩德，隐元始终铭记在心，成为他复兴与守护万福禅寺的内在动力。后来他东渡日本弘法，创建新寺，延续宗脉，也可看作是这种报恩事业的延长继续。

隐元黄檗宗是唐代希运以来的黄檗宗的复兴，也是明朝临济宗的传承，以静坐参禅为根本功夫，方便引入净土宗的念佛方法，重视戒律清规以奠定修行基础。充满新鮮活力的黄檗宗给日本佛教吹入了新风，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总本山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创立之后，到延享二年（1745）的不足百年期間，黄檗宗在日本各地的下属寺院发展到了1043个。并且，隐元的十位法子以及法孙高泉性潡，各为开祖，形成了黄檗宗的十一个流派，传承至今。

在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1），黄檗宗在明治政府主导的排佛运动中受到重创。所幸做为一个宗派，在近代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中还能得以存续至今。2000年，黄檗宗所属寺院还有461个。2003年，日本全国的黄檗宗信徒还有约35万人。近年来，信徒人数应该变化不大。黄檗宗最高领袖为历任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住持，最初百多年间，皆由继承隐元法脉的东渡僧人担任，其后改由日本僧人担任，直至今日。

由上可见，以隐元为开祖的黄檗宗实际上是以唐代希运为开祖的黄檗宗在明朝以后发展而跨越国界的一个支流。同样以中国禅宗为源流，隐元黄檗宗崛起于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后，与之鼎足并立，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

黄檗宗的用语，最早可见于唐代义玄的语录。义玄曾经对弟子说:“我今欲建立黄檗宗旨，汝切须为我成褫。”这里的黄檗宗旨，指的是义玄本师希运所开创的黄檗宗的旨趣。

到了隐元禅师的弘法时代，黄檗宗的用语，逐渐被经常提起。比如，隐元禅师在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期间，曾经说：“苟能于此插得只脚，可为瞎驴种草，堪接黄檗宗枝。”

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之后，日本的弟子们也都认为他是黄檗宗在明代的开祖。比如，日僧独本性源在为隐元禅师贺寿时，写道：“一杖赴桑东，重开黄檗宗。”道经别传也写道：“黄檗宗开两国传，时清道泰化机全。”

而当时的德川幕府，也把隐元禅师的禅宗流派称作黄檗宗。例如，1661年（日本宽文元年）4月，德川幕府有这样的记录：“宽文元年四月。···。此次唐僧隐元为感谢在山城国大和田村给予寺地，准许黄檗宗弘通，派遣使僧恭献祝允明书軸。”这个记录说明，黄檗宗做为日本社会的官方称呼，早在德川幕府时期就开始使用了。

肆

黄檗文化在日本社会的传承

黄檗文化在日本社会的传承，由来已久，应该源于唐宋时期，至迟可以追溯到唐代黄檗希运禅师语录传入日本的时期。日本现存可见最早刊本的希运禅师语录是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福州开元禅寺雕版毗卢大藏经所收的《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

黄檗文化在日本社会的大规模传播，开始于17世纪隐元禅师在日弘法的时期。在隐元东渡以后不久，日本社会就展开了希运语录、隐元语录、福清黄檗山山志、京都黄檗山山志、黄檗宗禅僧语录、南宋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列子鬳斋口义》等相关文献的编撰刊刻等活动。

明治时期（1867-1911）以后，在以严密的文献学研究做为支柱的近代佛教文化研究的风气中，日本社会展开了对黄檗文化的广泛研究与宣扬。黄檗宗为此创办了多种刊物。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创办于1948年的《黄檗文化》，又有《黄檗文华》创办于1973年9月，由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内设立的黄檗文化研究编辑。1994年，《黄檗文华》由月刊改版为年刊，转型为学术性论文集，收录各国学者的论文，反映黄檗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持续至今，影响深远。

对于黄檗文化及其在中日友好交流中的重要意义，日本社会一直有着深刻认识。1926年4月至6月之间，黄檗宗管长、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第四十六代住持隆琦大雄，以七十七岁高龄，带领黄檗宗僧侣山田玉田、阪田金龙、安部禅梁三人，前往中国，巡礼参拜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祖庭及其他佛教遗迹，考察黄檗文化的源流，收集相关资料。关于中日两黄檗与黄檗文化，山田玉田在游记《支那祖迹巡拜记》中这样写道：“此行让我感受深刻，今就东西两黄檗的现状及其在日中关系中的地位，略微表达所感。日中提携已经过了议论的时期，今日应该是要求它早一天实现。完全的日中提携依赖于两国亲善的完成，然而两国的亲善不是单单依靠政治的经济的共同利益来成立，它只有确立在两国人民的个人对个人之间的微妙的心与心的相互融和，这一坚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说，佛教兴隆以及亚洲文化的振兴，必将给被西洋物质文明所祸害的全世界带来挽救的契机。从这一点看，日中亲善的效果，实具有不可预测的伟大作用。这种亲善是一天都不可忽视的神圣事业。”对于中日友好的，这样的迫切期待，在今日仍有启发意义。

1960年，京都花园大学荻须纯道在《隐元禅师与黄檗山》一文中，赞颂隐元的文化功绩，写道：“隐元所传的禅在江户时期曾经以汹涌的趋势广泛流播。在今后的国际交流中，如果用佛教与中国沟通心灵，除非是黄檗的佛法。想当年，隐元禅师东渡传来明朝禅宗，并促成幕府允其开创，形成独自的黄檗文化，流传直至今日。回顾开创当时，怀念禅师德行，也希望这种德行能够影响善邻。”

1973年10月，做为黄檗文化研究所办公地的京都黄檗山文华殿举行开馆仪式，投入使用。文华殿一名，源于中国明朝宫殿，以示不忘明朝文化的源流。当时，黄檗宗僧人森本三铠这样阐述文华殿的功能：“保全黄檗关系的文献、木额、柱联、绘画、墨迹等，并向社会公开展示，以有助于做为日中文化交流接点的黄檗文化的研究，进而期待日中两国人民的交流从此更加深厚地发展。”

文华殿建成当年九月，恰逢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这个事件也极大鼓舞了期待中日友好的日本社会各界。吉村义怀在《近世的大陆文化摄取》中写道：“在江户时代对于大陆文化的摄取中，作为中心人物与承担者而活跃的是明国僧侣。···。以开山隐元禅师为首的近百名禅师传来的黄檗文化，从建筑、雕刻、书画到医术、料理，涵盖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方方面面。这些多样的中华文化，与黄檗宗的创立一样受到高度评价，在日本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伴随著黄檗文华殿的开馆、运作，在江户时代传来的大陆文化，曾经以怎样的形式在日本人生活中浸透，现在在黄檗宗内又该以怎样的形式来维持发展，这里面的许多问题我们都要认真学习。已经了解黄檗文化的人们，应该进一步理解问题的深度。还不了解的人们，应该把它们当做新知识。作为现在重新展开的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如果黄檗文华殿能够得到充分使用，如果黄檗宗的作用能够得到积极发挥，那么这是对三百年前开山大师的报恩。”

文华殿开展系列活动，积极宣扬黄檗文化。现在，每年春秋两季的“黄檗文化特别展示会”，一年一度的“黄檗文化研究会”已经成为惯例。

在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与黄檗宗以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与文化团体，也举行各种展览会，来宣扬黄檗文化。做为资料集，展览会都刊行了精美的图录。

伍

黄檗文化在近年来的弘扬活动

近年来，为促进友好交流，中日各界围绕黄檗文化，展开了持续不懈的弘扬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中日两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和连续报道，反映了黄檗文化不断发挥社会影响的良好趋势。

在这中间，响应习主席的讲话精神，由中日民间人士，在日华侨等参与，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于2015年4月7日在福清成立，事务所设于福建福清玉屏花园1栋。与之呼应，日本黄檗文化促进会于2016年11月3日在东京成立，事务所设于千叶县柏市１-２-40。两个黄檗文化促进会秉承共同的宗旨是：“遵循东西互照，道义撑持的理念，弘扬黄檗文化，传承隐元精神，推进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成立以来，积极参加了中日交流的许多活动。

2017年3月，日本长崎县聘请中日两国学者，组成学术团队，对黄檗文化的发源地福建、浙江等地展开调查研究。2018年3月，形成调查研究报告《黄檗文化与长崎》。

2017年7月1日，黄檗文化促进会与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在京都联合举办“黄檗文化艺术展”。新华社为此发出报道《黄檗文化艺术展在日本京都开幕》，其中提到：“黄檗文化发源于中国福建。公元1654年，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率弟子东渡日本弘法，创立了黄檗宗。隐元同时还带去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7年10月12日，《福建日报》发出报道《中日黄檗文化交流大会举办》，介绍了11日在福州举行的，由福建省与日本长崎县共同发起的中日黄檗文化交流大会，其中提到：“黄檗文化现已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共同拥有的文化符号。”

2019年4月，东京亚洲太平洋观光社刊行《和华》杂志第21号的《黄檗宗》特辑，用中文与日文对照，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隐元禅师的事迹、黄檗文化与黄檗宗的历史发展及其现代意义。这个特辑受到了中日两国社会各界的喜爱与欢迎，反映了各界对黄檗文化的强烈关心。

2019年5月20日，黄檗文化促进会与东京亚洲太平洋观光社在东京联合举办“中日陶瓷文化交流活动”。新华社在东京发出报道《特写：美美与共—记中日陶瓷文化交流活动》，其中提到：“由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所形成的黄檗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又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也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载体。”

2019年6月30日，日本长崎县召开“隐元禅师与黄檗文化·日中研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驻长崎总领事馆、福建省外事办公室、黄檗文化促进会，以及中日各界友好人士等约500人出席。

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日本长崎县组织新闻界一行二十多人来福建采访黄檗文化史迹，访问福州、福清、泉州、厦门等地。

2019年11月22日，由福耀集团捐献巨资而开展的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伽蓝重建工程圆满完成，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

2020年1月24日，时当中国旧历大年三十，为庆贺中国传统春节，祝福中日友好，在日华侨团体与日本民间友好团体共同发起在东京塔点亮中国红的活动。黄檗文化促进会继2019年春节参与东京塔点亮中国红的活动之后，再次做为发起团体之一，团结各界人士促成活动成功，并宣传了隐元禅师与黄檗文化。

2020年4月2日，黄檗文化促进会联合福清福山寺、东京亚洲太平洋观光社，运送4万枚口罩于京都黄檗山万福寺，以分赠于京都黄檗山万福寺、京都府、宇治市、京都市，助力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这个活动得到了日本社会的好评，也有力宣传了黄檗文化的重要意义。

2021年10月4日-15日，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福建文化驿站日本站承办，日本黄檗宗、东京亚洲太平洋观光社、东京黄檗文化促进会、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等协办，“一脉承传黄檗文化展”在东京都港区虎门的中国文化中心举办。

接下来，2021年10月18日-11月7日，“一脉承传黄檗文化展”在东京都港区赤坂的多元文化会馆继续举办。

在展览期间，还举办一系列关于黄檗文化的讲座、茶道表演、古琴演奏等活动，期待通过此次黄檗文化展览，能让更多中日两国民众了解、亲近、传播黄檗文化，增进彼此互信与友谊，推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2021年11月14日，由中方捐赠的隐元禅师铜像揭幕仪式在日本长崎兴福寺隆重举行。长崎县知事中村法道、中国驻长崎总领事张大兴等中日各界人士出席仪式。这尊铜像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造，身高2.05米，基座上由日本篆刻家题字“隐元禅师像”。张大兴总领事在致辞中表示，隐元禅师是中日两国共同尊崇的高僧大德，传播黄檗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此次中方捐赠隐元禅师铜像，将以传播文化为桥梁进一步深化两国文化交流，促进中日友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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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檗文化在中日交流中的现实意义

2019年5月15日，习主席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文中指出：“亚洲先人们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鉴。”

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趋势中，结合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坚信弘扬黄檗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黄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

其二，黄檗文化是中华文化对外友好交流的重要见证，是中日文化友好交流的重要事件，有助于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事业的推展。如今，中日两国社会各界共同认为，隐元禅师是在两国都很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互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其三，黄檗文化有助于现阶段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的历史注脚，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四，黄檗文化为日本华人华侨的团结合作提供了精神典范与凝聚力。近年来，在日本的华人华侨积极参与了黄檗文化相关的各项活动，加深了对黄檗文化的了解，从而也加深了自身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五，黄檗文化为促进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团结对华友好力量，提供了稳固扎实的渠道。

以上简单考察了隐元禅师的人格魅力与生平事迹，黄檗文化的内涵、在日本社会的传承、近年来的弘扬活动。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认为，黄檗文化既具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又具有新鲜的当代活力，在中日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加深挖掘，大力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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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蒲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