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故事之七：“南宗北邓”的邓以蛰

厦大故事之七：“南宗北邓”的邓以蛰

俞兆平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美学界上有“南宗北邓”之说，“南宗”指宗白华，“北邓”指邓以蛰，他俩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宗老”之盛名，美学界无人不晓，但于“邓老”，却知者偏少。如若言及他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之父，估计无人不即刻肃然起敬。邓以蛰先生与厦大有缘，1927年8月到厦大哲学系任教授，1929年转往北京，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厦大时，邓以蛰出版有《艺术家难关》一书。

邓以蛰先生为安徽怀宁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五世祖为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其父邓艺孙，民国元年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在诗书传家的氛围中，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为一生从事美学及艺术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童年进私塾接受传统教育，13岁入安庆尚志学堂学习，14岁转芜湖安徽公学。1907年，16岁的邓以蛰东渡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早稻田中学学习，至1911年回国，曾任安庆图书馆馆长等职。在日期间，与同乡陈独秀结识，陈独秀曾与苏曼殊合作一幅水墨工笔写意画赠予他。

1917年邓以蛰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专攻哲学与美学，从大学读到研究院，至1923年夏季回国。1918年8月，他曾由美致函予陈独秀、胡适，对他们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大力赞扬，又高度评价孙中领导的国民革命，颂之为“究东亚开天辟地之举也”，其爱国主义情怀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于此显露。

1923年秋天，邓以蛰从美国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讲授美学、美术史的课程。此后，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等人等陆续从美国留学回来，他们思想观念相近，审美情趣投合，共同投入建设、发展中国美学及艺术学科的工作中去。他们志同道合、通力合作，并以《晨报副刊》为传播中心，发表了一批融贯中西、足以传世的学术论文。

他们往往就同一论题发表观点一致的文章，呈现出一种有组织、有策划的状态。例如，就文学及新诗诗潮方面，梁实秋发表有《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邓以蛰有《诗与历史》、闻一多有《诗的格律》；就戏剧及纯形艺术方面，邓以蛰有《戏剧与道德进化》《艺术家的难关》、闻一多有《戏剧的歧途》、梁实秋有《戏剧艺术辩正》；就艺术门类的界分方面，邓以蛰有《戏剧与雕刻》、梁实秋有《诗与图画》、闻一多有《先拉飞主义》等，他们可称之为“1926年《晨报副刊·诗镌·剧刊》上的‘三套车’”。邓以蛰收于《艺术家的难关》一书的八篇论文，就是这一时期发于《晨报副刊》之作。

中年的梁实秋

1927年秋，因北洋政府拟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所高等学校合并成立“国立京师大学”，引发各校教授激烈反对，邓以蛰和他的老朋友胡适等宣告脱离北大。此后，他举家南下迁往厦门大学。

当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已经停办，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等一批名师相继离校，师资力量有所短缺。因此，校方多方物色，广罗人才，至该年秋季，学校聘到了新的一批名师，其中就包括邓以蛰。来厦门大学后，他任哲学系教授，开设《中国美学》等课程。据1928年5月邓以蛰《致胡适之函》，言及：“迁居于鼓浪屿，每日渡海上课”，每日都要坐船从鼓浪屿渡海到校部上课，看来课程设置与授课时数应是不少。

邓以蛰到厦门大学时，鲁迅已离开7个多月了，两人在厦大失之交臂，不能不是一件憾事。他和鲁迅已相识数年，1924年5月11日“鲁迅日记”曾有以下记载：“昙。星期休息。午后往广慧寺吊谢仁冰母夫人丧。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鲁迅与邓以蛰等人聚谈“良久”，到晚上才回，足见话语之投机，意趣之融洽，虽然所谈内容已不可得知，但美与艺术应是不可缺的话题。因为鲁迅1913年曾为教育部撰写《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立下“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的方略，阐明美之创造即是“用思理以美化天物”的内涵，论析美与美的创造可以“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等功能。重视美的创造和美育功能，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调的。

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的学术氛围颇为浓厚，经常举办公开的学术演讲会，由著名教授主讲。邓以蛰来校不久，就做了《中国绘画之派别及其变迁》的演讲，听众反响甚佳。此讲稿曾在日本《改造》杂志、北京《晨报副刊》、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校刊《艺专》上发表过，后收入《艺术家的难关》一书，最后改题为《国画鲁言》，收入《邓以蛰全集》。

该文的内容分人物、山水、青山绿水、写生四个部分，按画家林风眠之评：“他一方面，把中国绘画系统地叙述出来；每一时代，每一画派，俱有极精粹的按语。一方面，把中国绘画整个的提出来与西洋画比较，探寻出它们根本的异点来。这是作者最费苦心的地方，也是全篇文章最精采处。”即出采之处，在东西方艺术之区别。

美学家刘纲纪亦评之为“这是‘五四’后第一篇从现代美学观点来全面概述中国绘画历史的文章。”这次演讲在厦大取得较大成功，1927年12月10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176期予以报道，称“邓教授对于中西艺术颇有精深研究，听者均甚满意”，同时还刊登了他的讲稿。《中国绘画之派别及其变迁》一文后来与其他发于《晨报副刊》的七篇文章收入《艺术家的难关》一书，集中地体现了他关于艺术美学的独特建构。

邓以蛰一家到厦门后，因家人不服南方水土，邓夫人所犯哮喘病加剧，而从家乡带来的保姆老妈又不幸染上时疫，“死在厦门”，且住在鼓浪屿，每日渡海上班，生活上多有不便之处，所以至1929年，邓以蛰一家离开了厦门大学。那时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聘请他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全家又回到北京。

邓以蛰为何不能像宗白华那样闻名遐迩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在为文时苦心孤诣，惜墨如金，常用冷字癖典，令人生畏；其述作无多，一旦出手，则惊动世人。1926年闻一多主编《晨报副刊》向他约稿，并动情地为他的文章写了“题记”：“作者一向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并不多（恐怕总在五位数以下），但是没有一篇不诘屈聱牙，使读者头痛眼花，茫无所得，所以也没有一篇不刊心刻骨，博大精深，只要你肯埋着头咬着牙，在岩石里边寻求金子，在海洋绝底讨索珍珠。”一下就把他的文风生动地勾勒出来。闻一多十分激赏的邓以蛰《诗与历史》一作，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差不多全篇每一句是孙悟空身上的一根毫毛，每一根毫毛可以变成一个齐天大圣，每一个齐天大圣可以一筋斗打到十万八千里路之远”，（《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评价不可谓之不高矣。

闻一多

《艺术家的难关》出版于邓以蛰生活于厦门大学的1928年。对于撰写此书的动机，他回忆说：“五四运动中，实在还没有进步艺术活动的余地，因为问题太多了。蔡孑民‘美术代宗教’的主张，我先是从《旅欧杂志》中知道的。其实，这也只能是身在欧洲的人看到各处教堂连建筑带其内的种种装饰无一不是美术品，只恨宗教误尽苍生，可不可以就以美术代宗教呢？这只是一妙想罢了，是脱离实际的。不过也惹起一些人研究美术、美学的兴趣。”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美学的发韧，与蔡元培倡导的“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关系颇大。以审美教育替代宗教，辅助人的身心全面、健康地发展，这是五四时期国民思想启蒙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邓以蛰倾心于美学及美术的研究，与蔡元培、鲁迅所引发的这一时代之潮关系颇大。

关于书的出版，邓以蛰曾有回顾：“1928年我在厦门时，有一家叫做古城书店的来信，要我为《艺术家的难关》一书选择插图。插图是寄去了的；但是，隔了一年多，我再回到北京，书店没有了。”这说明《艺术家的难关》一书的编选是在厦门大学完成的。邓以蛰当时选了《拉奥孔》等15幅西方雕塑、绘画的图像寄去，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技艺比较粗糙，他不是很满意。

《艺术家的难关》一书，谈艺术与创作、艺术与道德、艺术与民众，谈音乐、绘画、诗、戏剧、雕刻各艺术门类以及历史等，但若从“史的视角”考察，它最大的功绩是，在中国现代美学的草创时期，力求构建一个独特的艺术美学体系。

尤其是它的艺术分类原则，既不是按亚里士多德从媒介、对象、方式三点来区分，也不是按莱辛《拉奥孔》以空间与时间、动态与静态的不同来划分，更不是由审美主体的官能，如视、听觉、想象功能等来划分，邓以蛰的方法与这些传统的分类原则都不同。

他强调艺术家官能性情的直觉性，倾向于克罗齐的“刹那间的心境的圆满”；他遵从彼特拉克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尊重人世的原则，重视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碰撞触点的“境遇”，肯定新古典主义的艺术是人生批评的准则；他接受黑格尔的精神流程的逻辑导向，在由“印象——知识”两大坐标点构成的轴线上，为日用器皿、建筑、音乐、书法、绘画、雕刻、诗、戏剧等艺术门类排出序列。他融贯此三者，并以东方学人的情怀介入，构建出一个独立自存、唯其所特有的体系。。遗憾的是中国学界至今对其关注仍然不够，以至于随着时光的流逝，其个性化的声音逐渐被普遍性的声浪所淹没。

邓以蜇先生书法

刘纲纪对此书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此书收集了主要发表于《晨报副刊》的邓以蛰一系列有重要美学意义的文章，与宗白华发表于南方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的一系列美学文章相照映，代表了‘五四’前后，除美学的主要传导者蔡元培之外，中国学者在美学上取得的主要成就。”

2021年，在厦门大学百年华诞之际，校方出版了《厦门大学百年学术论著选刊》，重刊了四十部厦大已故著名学者在校工作期间完成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论著，邓以蛰《艺术家的难关》也在入选之列，成为厦大丰厚的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为该书撰写了《前言》。

邓以蛰早期以一本《艺术家的难关》，扬名学界；后期致力于用现代美学观点来探讨中国书画和书画美学理论，蜚声艺苑。他陆续发表《书法之欣赏》《画理探微》《六法通诠》《辛巳病余录》等重要美学论著，把中国书画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有的人需著作等身方立，但邓以蛰仅以此五本论著，便可奠立一代宗师的地位。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邓以蛰转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1973年，因病逝世，北京大学师生为这位一生爱国、献身学术的前辈大师举行了追悼会。会后，他的长子、国家“两弹元勋”邓稼先，“低头用双手捧着父亲的骨灰，在家属行列的最前面，稳步走向骨灰安放室。”1998年，反映他一生学术成就的《邓以蛰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晚年的宗白华先生曾为《邓以蛰美术文集》写了序言，后也作为《邓以蛰全集》的“代序”。他这样评定：“邓先生对中国艺术传统有深入研究，青年时期又曾到美国研习，还游历了欧洲不少国家。他写的文章把西洋的科学精神和中国的艺术传统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很细致。……邓先生在美学上的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宗先生对一生中的同行与挚友有着透彻的了解，他留下的嘱告当为后学者所铭记，对邓以蛰美学思想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仍是一项未完成式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