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故事之五：从彷徨到冀望

厦大故事之五：从彷徨到冀望

──厦门时期鲁迅哲学思想的转换

俞兆平

1927年1月15日午后，鲁迅从厦门厦港沙坡尾登上到广州去的“苏州号”轮船。至第二天中午，随着海轮汽笛的鸣响，他曾工作、生活过四个多月的厦门岛、厦门大学渐渐地跟着海浪退去、隐去。

时间的逝去，对于鲁迅来说反成一种积淀，在厦大这短短的四个多月中，鲁迅除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之外，还撰写了学术论著《汉文学史纲要》《<嵇康集>考》；创作小说《铸剑》《奔月》，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写下杂文《厦门通信》《华盖集续编•小引》《华盖集续编•校讫记》《坟•题记》《写在<坟>后面》《<争自由的波浪>小引》《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阿Q正传的成因》《关于三藏取经记等》《<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绛洞花主>小引》；翻译《以生命写成的文章》（日）、《说<幽默>》（日）、《文学者的一生》（日）；编定杂文集《坟》《华盖集续编》；以及留下自然地袒露情怀与思想的《两地书》中许多重要的信札……其成果之丰硕，若用“惊人”一词来评定，则一点也不为过。

那末，启航之后的鲁迅心境如何呢？这在他当夜写给李小峰的《海上通信》中可窥得一二：在海上，“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这里，“陆上的风涛”指的是，与尊孔的校长林文庆、与“胡适派”的顾颉刚等的人事纠葛仍无法释怀；指的是与“北京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仍在延续，像他到厦门后给章廷谦信中所说：“既有鲁迅，亦有陈源。但你既然‘便是黄连也决计吞下去’，则便没有问题。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现代评论派”之势力，居然从北京延伸到厦大，它让鲁迅感到做事难，受攻击，遭排挤，甚至有点吞黄连苦汁的味道。

但给李小峰信的末尾却来段令人注目的话：“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看来鲁迅已到退无可退的地步，他将正面迎敌了。这说是私下向朋友透露将要采取的应战策略，但内中也明白地告知，在1926年这一年，我居然大大变“坏”，鲁迅的幽默在此一现，但实质上他是给自己这一年写了“评语”，肯定思想意识“进步了”！

鲁迅到了广州之后，有一位热血青年在《北新》周刊上发文，恳切地祈望鲁迅再度出马，对时态做出抨击。经历“4.12”血雨后的鲁迅，十分认真地写了一封长信回复，信中一段话与厦门有关：“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故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答有恒先生》）遗憾的是，鲁迅在其后的时间里，对此“思想变迁的径路”的具体叙述像是没有“发表”过，而国内外鲁迅研究界对此似乎也缺乏追根溯源的探寻。或许鲁迅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太短了，前后仅四个多月。因此，在鲁迅思想史研究中，厦门时期往往被一笔带过。

但这一“思想变迁的径路”在鲁迅研究上却是一至关重要的课题，因为它涉及到鲁迅哲学思想从前期到后期转换的节点。已往学界对鲁迅思想演变期的论析及界分，主要是从两个向度切入：一是政治斗争，一是“概念泛化”。前者的代表如瞿秋白、李泽厚，他们都主张1927年血腥的4月，是鲁迅思想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节点，根据是鲁迅《三闲集•序言》中这些话：“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

“概念泛化”，指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由鲁迅《写在<坟>后面》所言及的：“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这一“中间物”概念的突显，成了鲁迅思想研究中的亮点。其代表人物之一为王乾坤，他分析道：“从根本上说，‘中间物’论是鲁迅的生命哲学。”“‘中间物’构成了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概念。其它思想可以看作这个轴心的一个个展开。而从研究的角度看，‘中间物’也就成了释读其思想的总向导。”亦即“中间物”这一概念似乎可以披覆鲁迅的“全部思想”。

笔者在这里绝无否定从政治斗争、“概念泛化”等角度来分析鲁迅思想的念头。如若欠缺政治斗争视角，那鲁迅思想研究就失去了历史现实的根基；如若欠缺生命哲学的视角，那鲁迅对个体生存价值的独特悟解势将遮蔽。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鲁迅的思想是丰富复杂、多向度的，是一个浑圆的整体，它包括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例如，得到鲁迅首肯的李长之《鲁迅批判》就偏于精神心理角度的介入。因此，任何单一视角的切入，都无法完成对“鲁迅全部思想”的把握；任何一个视角的过分强化，都有可能产生偏离的危险。

在上述《答有恒先生》一文中，鲁迅是说到，由政治斗争的血淋淋杀戮而导致的“恐怖”，是他思想改变的原因，但仅是“大原因之一”。政治斗争确是“大原因”，但在鲁迅心目中仍然只是原因“之一”，那定然还会有另外的“之一”。

笔者认为，若从哲学视角楔入，则是由原本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视“众数”为“庸众”的尼采超人哲学，逐步转换到劳动工农是“世界的创造者”的新的哲学基点上来。而这一转换的萌端，则始于1926年的秋冬季，鲁迅在厦门大学生活的4个月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路”的求索，延续了鲁迅的一生。他不仅关注西方诸种哲学思潮，在1914年后几年，还开始看佛经，购买了许多佛教经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谈过读了佛经之“悟”：“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他为第二部小说集取名《彷徨》，就内含寻路的困惑。写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伤逝》有这么一段话：“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这是涓生心声的倾诉，但似乎也是鲁迅此时的“徬徨”心态的写照：“新的生路”似在召唤，但它却又像条“灰白的长蛇”，忽然间便消失了，迷惘、失望、疑虑的心境，溢于言表。

一年之后，在1926年11月厦大集美楼，鲁迅再次敞开心怀：“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写在<坟>的后面》）此时的他，是《野草》中的那位“过客”，明知前路的终点是“坟”，但仍坚毅地奋然前行。

一条切实的路到底在何方呢？这就涉及到寻索者的哲学思想导向的问题。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文论及：“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他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德国乃至世界有两大思潮，一是马克思的“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即资本的强权压迫弱小贫穷的大众；一是尼采的“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即通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

梁启超所述这两大思想在鲁迅前期的著作中均有呈示。其一，“强压弱”，鲁迅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论及拜伦诗作《凯因》，诗中“魔鬼”卢希飞勒就是抗拒“强压弱”的形象范例。其二，“劣制优”，鲁迅在1908的《破恶声论》中批判了两大恶声：“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它在根本上是对有独立个性的剿灭，它使精神先觉者不敢特立独行，发出新声，从而泯灭于愚庸的群体中。如若不追随附和，他们就会以“大群”的道义鞭笞你，压迫你，使你无法施展抱负。

根据现存的史料可以看出，鲁迅一生的思想恰恰就是在这两大观念中演化，即从偏向于尼采的“劣制优”，逐步转变为马克思的“强压弱”。这转换的起点，或曰酝酿期，即是1926年他在厦门大学生活的4个月间。

1925年5月，恋爱中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敞开心扉，亮明自身的思想状况：“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也就是说，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交错是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特色。鲁迅逝世五周年时，孙伏园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内中谈到：“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这里，“托”指托尔斯泰，“尼”指尼采。托尔斯泰以源于基督教精神的“大爱主义”，即“人道主义”而著称于世；尼采思想则奠立于“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传统的理性、道德，提倡精英式的“超人”与“强力”精神。

重天才、精英，贬庸众、愚民；推崇“个人”，排斥“众数”，厦门时期之前的鲁迅所取的“个人主义”的内涵即是以尼采超人学说为主的。在鲁迅心目中，治理国家，必需“排众数而任个人”，不能走“政治之权，主以百姓”的道路。他以法国大革命之后社会状况为例，由于以庸俗的“众意”为本位，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均由“众数”所定，导致伪“民主”大潮盛行，其结果是精英思想被扼制，贵族精神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沦陷于凡庸、平俗、粗野、丑陋的风气之中。

鲁迅还进一步指出，国家政治上若以庸众的是非为基准，其危害甚至超过暴君：“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文化偏至论》）当“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即“劣币驱逐良币”，国家社会势必衰亡。总之，鲁迅像尼采一样，冀盼着“超人”，即精英人士的出现，寄希望于他们。

鲁迅对当时国内充斥着“庸众”“劣者”的状况深为痛心，其“国民性”批判的重点也在于此。1920年的“双十节”，本是辛亥革命的纪念日，坊间却连一本日历都未记载之，人们早已忘却了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鲁迅对此甚是感慨：“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头发的故事》）不少社会民众对革命先驱者牺牲极为冷漠，对烈士的业绩的负义忘恩，甚至还加以嘲笑恶骂、敌视迫害。

北京大学在1922年发生一次学潮，部分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聚集抗议，结果最后是以校方开除一个学生冯省三为结。鲁迅为此写下《即小见大》一文，为“牺牲者”鸣不平。此事深藏在鲁迅的心中，直至1925年5月给许广平的信中还提及：“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再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这“胙”，也就类似于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革命党人夏瑜之血竟成了愚民治肺痨之“药”。此种惨痛，此种对庸众的失望，在鲁迅心中多年来经久不散。

与庸众、愚民对立的即是天才。鲁迅曾指出，中国要救亡，“首在立人”，“立人”的要务是要有促使天才、精英的诞生与成长的环境，这如同乔木、好花与好土的关系。但当时中国的状况如何呢？像阿Q，像七斤，像华老栓、茶馆里的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像北大闹讲义费风潮的北大学生等，触目皆是，在鲁迅眼中──“这样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这是鲁迅在1924年《未有天才之前》演讲中的沉痛判断。

此等惨痛的经历，沉淀在鲁迅的心中，多年后仍然无法化解：“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新漆剥落，旧相显露，仍是奴才主持家政，国人成了奴隶的奴隶，由庸众中的“阿Q似的革命党”来个换汤不换药的“革命”，使得鲁迅彻底失望，心境一度陷于颓唐与消沉。1926年到了厦门，他依然发出：“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的感慨!

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概括，学界一般都认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一说。（《文化偏至论》）是的，1926年秋之前，鲁迅选择“掊物质而张灵明”这一策略，是以人文精神对抗物质主义（包括唯科学主义），并以此哲学理念贯穿一生；而下半句“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一推崇精英、超人的尼采式哲学理念，到了1926年秋冬季，即在厦门大学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却开始有所变化，甚至有了变为“任众数而排个人”这一颠倒过来的趋势。

如同板结的土壤在冬末春初忽然有了松动，鲁迅在厦门大学为论文集《坟》写的“后记”中忽然冒出以下的句子：“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你能相信自己的目光吗？这是鲁迅另一向度的思想发出闪光了。这是1926年11月11日夜在厦门大学集美楼上发生的事，它标志着鲁迅哲学思想转换的开始。

虽然此时的鲁迅对于政局仍未看好，这在1926年12月所写散文《范爱农》

中亦可看出。范爱农是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烈士的弟子，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却无处谋生，穷困落魄，流离失所，最终失足溺水而死，鲁迅怀疑他是自杀而亡。辛亥革命给王金发一类，即内里仍是庸众、游民的流氓无产者们，带来的是权力、金钱和女人，而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却陷入生存的困境，甚至以死亡为归结。

但鲁迅仍然冀望新路的拓展。11月27日，他应邀到厦门集美学校演讲，题目为《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他直截了当地表明，“傻子”就是工农大众。此时，“傻子”这一喻象的内涵有了较大的变化，如果说，此前还只是包括革命先驱者及为启蒙民智而呐喊的先觉者的话，那么，现在它已扩展、包容了工农大众。鲁迅把尼采哲学中的社会群体分类作了调整，在精英与愚庸对立这一社会问题的判断上，开始逐渐挣脱了尼采哲学的束缚，甚至颠倒过来。

在《写在<坟>后面》完稿后的第四天夜里，鲁迅撰文介绍一收有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散文的译本。他先从十月革命谈起：“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引人注目的是，鲁迅在这里，对俄国社会阶层的划分，不再是进化论式的年轻与衰老，也不再是尼采式的精英与愚庸了，而是马克思式的“强与弱”，即贵人与平民了。“平民”的内涵明白地指向底层的劳苦大众，因它是和“贵人”对立的，因为“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也就是本章开篇时，提及的梁启超说的“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的意思。

鲁迅看到了，在俄国的今天，强与弱的双方开始发生变动了，“贵人”惨苦，“平民”抬头，他认为“这大概都是对的”。显然，鲁迅的“褒”，即思想倾向性已滑向平民、“弱者”的一方。也就是从偏向于尼采的“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逐步转到马克思的“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即资本的强权压迫弱小贫穷的大众的观念上来。

鲁迅何以会发生如此之大的思想变化呢？我认为很大一个原因是与当时北伐军的节节取胜有关。鲁迅对北伐战事的进展颇为关注，在《两地书》中，仅1926年9月至12月就提到4次。9月30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北伐军是顺手的，看今天报章，武昌还未降，南昌猛扑数次未取得。10月20日的信：北伐军得武昌，得南昌，浙江也独立了，上海近旁又要小战。10月23日的信：陈仪的兵已与卢永祥开战，周荫人是必倒的，民军已到漳州。11月25日的信：泉州已得，浙江陈仪又独立，商震反戈攻张家口，国民一军将至潼关。写信的立场鲜明，对劣迹斑斑、腐败暴虐的北洋军阀恨不得它立时崩溃，对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之势为之振奋不已。因为北伐形势往胜利方向的快速进展，证明了他在此前对国内正在较量中政治力量的选择倾向是正确的。

鲁迅对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现状甚为失望，那一时期，军阀们如走马灯似地轮流执政，国内政局却日见衰败，鲁迅对他们已不抱任何幻想了，他因之“失望、颓唐”，从“呐喊”变为“彷徨”。但国民党中一股政治力量的新动作引起他的注意与重视，1925年4月，他在给许广平信中写道：“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惋惜之情透露出希望之所在。

鲁迅对中山先生的尊敬从未改变过，1926年，他发文赞叹：“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他从中国革命和历史的大视角出发，赞颂中山先生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对于此时的中国国民党，鲁迅在寄以希望的同时，还对他们深表遗憾：“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这是1926年10月写给许广平的信，信中把国民党还看成是一伙诚笃敦厚、重于信义的谦谦君子，甚至为他们不对“研究系”之类的“异党”痛下重手而遗憾。由此，你也才会理解到，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的血腥清洗与屠杀对鲁迅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啊！

因为此前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信任，加之北伐军已经占领了与厦门毗邻的泉州，鲁迅在1927年1月4日厦门大学为他召开的送别会上的讲演，完全放开地直抒胸臆：“我们幸而有孙中山先生，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他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要把革命的工作，进行到完全的成功，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现在全中国的人民正在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为救祖国，救全人类，与北洋军阀作殊死战，进行伟大的革命。革命必定成功，曙光就在眼前。”此时的鲁迅，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前程充满了希望与信心。

他认为，北伐战争的成功来自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正确，而在这场战争中竟然是他以往视之为“庸众”的“农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最有热血，最能奋斗，最肯牺牲，甘愿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些所谓‘傻子’的革命青年和劳动工农，乃正是社会的改造者，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有的。”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攻克了上海和南京，鲁迅撰文庆祝，文中提及：“昨天在黄埔看见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拼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由衷之情，溢于言表。无数青年和工农以鲜血铸成的革命真实，无数青年和工农以生命换来胜利情景，构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冲击着鲁迅旧有的哲学和社会学、政治学观念，促使着鲁迅从原本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尼采超人哲学，逐步地转换到“任众数而排个人”的新的哲学基点上来了。这也是他日后转向重视工农大众，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普列哈诺夫的《艺术论》，接受文学阶级性等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观念的根本原因。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黄埔，踏上了广州的土地。他似乎摆脱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游移，带着不同的感受，冀望新的生活开始。但等着他又是什么呢？3个月之后的腥风血雨，让久经逆境磨砺的鲁迅竟被吓得“口呆目瞪”，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但这是另一篇文章的事了。

还是回到本文的开端吧，鲁迅要走了，要离开厦门大学了，作为挚友的林语堂自然割舍不了，那么以何相送呢？1927年元旦，他特地译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文，作为送别之礼，其意深长。该文题为《译尼采论‘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发表于厦门大学学生文艺团体编的该期《鼓浪周刊》上，后收入《剪拂集》。

文章内容大约是：这城于你是无益而有损的。这里是思想的地狱，伟大的思想要活活的熬死、烹小，伟大的感情都要枯萎；这里充塞着屠宰灵魂的腥气；这里用肮脏的破布、吐出的泔水做新闻纸；这里的人们只闻见赝币的玲珑，及金银的丁当。这是个充满着压小的灵魂，褊狭的胸膛，尖斜的眼睛的城；这是个充满着自炫者、厚颜者、刀笔吏、雄辩家、好大喜功者的城；这是个繁盛着一切废疾、不名誉、淫欲、无信、熟烂、萎黄、不安的地方……萨拉土斯脱拉说，这大城有祸，我愿意马上看见烧灭他的火柱。我临行时赠你一句格言：谁不能住下爱一个地方，只好——走过去!

林语堂不愧为鲁迅的知己，他知道鲁迅对尼采的崇奉，故引用尼采之文作别。但这译文却如箴言，不仅是鲁迅从厦门“走过去”，而且还从尼采哲学“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