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亡命之窄身开甲骨文研究之阔路

一.

郭沫若着手研究古代经文的时候，遇到了古代先秦典籍资料究竟是否是第一手资料的问题，这个问题像一块巨大的岩石横卧在潜心研究的郭沫若面前。郭沫若踌躇了，他放缓了一股作气的研究脚步，但他不想绕开，认为绕着走的结果是世上又会多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著。

如何才能判断几千年当中辗转流传过来的典籍的价值？郭沫若想无论如何也要尽量找到那些实际从地下出土的确实是当时的真迹文物。

郭沫若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十分关注国内考古发掘的消息，经常阅读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偶尔在图书馆遇到这些书籍会不经意地浏览一下，因而知道中国这些年又有不少惊动天下的出土发现。而且有不少中国的出土文物流散到了日本的，同时日本也有一些关于中国文物的研究书籍。

此时，郭沫若回忆起了在1916年快要从在冈山六高毕业时，曾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殷墟书契》，那时并不知道这是罗振玉编辑的一部关于“甲骨文”的龟骨图片汇集。只是那书名印在脑子深处，郭沫若猜测那大概就是有关传说中的中国古代殷朝所在地殷墟出土文物的著书。

对于甲骨文的发现，郭沫若早有耳闻，此时脑子里自然也从这部书联想开去。虽然那时没有时间翻阅那本书，但从书名联想到里面的内容也许正是自己目前研究先秦社会需要的。

罗振玉曾到过日本很多次，尤其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清末学人一道到了日本，并随身运去了罗振玉收藏的大量的中国文物。罗振玉到日本后著书立说长达8年之久，其间他曾拒绝了教书等工作的邀请，只靠变卖手中的中国古代文物来维持他的写作出版书籍的生活。日本上野国立博物馆中的大量中国文物许多是购于罗振玉，也有的来自他的的捐赠。

郭沫若决定先放下手头的文章，先去寻找记忆中的那本可能对自己所做先秦时期的古代社会研究有帮助的资料。

郭沫若首先来到大名鼎鼎的东京上野图书馆去查考。此时上野图书馆的藏书量已经很不小了，只是专业书籍很有限，因而郭沫若如愿找到了《殷墟书契前编》，立即把它借了回来。这部四本厚重的线装书是珂罗版印，装订精良，外面包着布套。

这部书正是罗振玉编著并有他简短的前序文，但整部书里却都只是一些拓片的影印，并没有对那些拓片上的线纹符号做任何注释。

清末文臣罗振玉虽然长期收藏中国古代文物，对文物具有很高鉴赏力，但他在著作里仅是收集分类，很少对文物上的文字内容做详细分析和注释，罗振玉自己也曾承认自己的书中仅是收集而已。

长期以来坊间一直认为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的甲骨文最早是清臣、金石学家王㦤荣在1899年时发现的，因他偶然从中药房的龙骨片中看到了有刻制为一定形状的线纹，依照他的见识判断那些线纹为古代的某种文字，然后他对这些带线纹的骨片进行了大量购买。

但在这一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㦤荣激愤地投井自杀。他的后人将一千多甲骨片卖给他的亲友、清末学者刘鹗。刘鹗在研究了甲骨上的文字后，断定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远古时期的殷代的刀刻文字，1903年他编撰出版了第一部论述甲骨文的著书《铁云藏龟》。

罗振玉和刘鹗是姻亲关系，自然罗振玉也很快知道了甲骨文的存在，他除了两次派自己的儿子等家人前往安阳小屯大量购买龟骨片外，1913年也曾亲自到小屯购买。

但实际上还有一个甲骨文的最初发现比1899年要早一年的见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文史资料馆馆长的王襄与他的知人早在1898年就已从古董商手上大量买过甲骨片，他们也判断出那是殷代文字。但王襄编著、天津博物院出版的《簠室殷契类篡》的石印本是在1920年问世的，晚于罗振玉，在1925年又出版了《簠室殷契征文》。

而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日本留下的有关甲骨文的书籍主要是在1911年到1919年之间出版发行的，虽然王国维1916年回到了上海，但罗振玉直到1918年主要生活在日本。因而，他们的书籍也大都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搜寻得到。

郭沫若凭着自己记忆中《史记》《项羽本记》里的描述，知道出土甲骨文的洹河之滨的小屯应是古代殷朝的废墟之地，凭郭沫若坚实广泛的历史知识同样他猜测从那里出土的这些未知符号可能就是祖先们最早使用的文字。

郭沫若原以为找到这部书后就可以直接作为研究远古时代的参考，但这本没有注明考释的甲骨文书籍不能直接辩读使用，这给正着手进行古代社会研究并想利用这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郭沫若还是出了一个大难题。

那些原始的甲骨片上的符号假设就是古代的文字，又如何才能读破它、解开它的秘密，用来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呢？郭沫若反复寻找别的不同的资料，但在上野图书馆里已找不出更多其它的辅助资料了。

此时郭沫若的脑中又跳出一个东京专卖中国古书的书店，记起1914年初到东京的时候，在东京的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曾和同学一起进过学校附近的那家店里，他记得那家店名叫文求堂。

之所以回忆起15年前进过一次的这家书店，当然因为它给郭沫若留下很深印象。文求堂里面有一个像书房一样的空间，可供进书店的客人们坐下来休息和阅览，这种时候店员还向客人晋茶。只是那时因为郭沫若已定下学习医科，并很快离开了东京去往冈山，因而没有再进过那家书店。

本乡就在上野附近，因而文求堂离上野图书馆也很近。郭沫若找到它时，发现十几年前原木造日式家屋似的平房店铺已变成了西式黑色大理石的三层楼房建筑，它的墙壁上窗户较小，从外面看有点像当铺。

店里的线装中国书摆满了靠墙的高攀屋顶的大书架，店的深处放着一个帐台，另外保存着一张供来客坐下休息的大桌子。穿过这间店面屋，另有一道门通向内室，里面摆的是镶有玻璃门的书橱。书橱中的书是一些更为珍贵的线装典籍，包括影音书籍。

这家书店的主人叫田中庆太郎，而文求堂的店名三个字合在一起恰好是他给自己起的别号“救堂”。这位田中老板年轻时曾到过北京，因专门做有关进口中国古籍图书的生意而发了财，同时由于对中国版本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日本的做汉学的大学教授和专家对他有很好的口碑。如同在中国做日本学问的学者没人不知道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一样。

这一次郭沫若一走进文求堂，就看到一位五十岁上下的面色苍白的男性正坐在店里，猜想他就是店老板，便径直走过去打听是否有研究“殷墟书契”的入门书？

果然田中老板立即理解了郭沫若的提问，他迅速回答说有并从书架上取下了两本书来。这是天津石印的《殷墟书契考释》的增订版。

郭沫若翻阅着这两部淡蓝的线装书，书里的内容看上去，研究项目井然有序，而且附有字符的考释。这正是郭沫若非常需要的书籍。可再询问书的价格，田中老板回答十二圆。这不菲的书价一下子又难住了郭沫若，他身边只带有六圆钱。

郭沫若很想马上把书买回细读，无奈所带费用只是书价的一半，便与田中老板商量：可不可以将六圆钱做押金，把书借回去读几天？

面对这位不相识的中国人，田中老板好像踌躇了一下后委婉地拒绝了建议。但随之他却为郭沫若提了一个建议：小石川区（现文京区小石川）的东洋文库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只是需有人介绍才可以进入文库阅览。

郭沫若被文求堂田中老板拒绝了借书提议后并没有责怪田中老板的不通融，相反他十分感谢田中老板给自己提供的这个建议，而且立即就照着做了。

日本明治财阀三菱家族继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之弟岩崎弥之助在1907年买下了清末浙江吴兴陆心源的藏书楼百宋楼所收藏的全部宋、元时代的元刻元钞本所藏并运往日本、收藏于东京世田谷区冈本一丁目的静嘉堂后，于1917年岩崎弥之助的儿子岩崎小弥太再次买断了英国旅行家、曾任袁世凯顾问的莫里逊的全藏书。

为此汉学家石田干之助被岩崎家派到北京接受这些古籍善本图书并全程打理，运回日本后全部收藏于三菱集团的私属东洋文库，并负责开始对外部的研究者开放。静嘉堂是直到1940年才对外开放。

这位东洋文库的第一代主任石田干之助恰与郭沫若冈山六高时代的老师藤森成吉是大学同学。藤森成吉是曾教过郭沫若德语的六中老师，此时是一位知名的日本左翼作家。但因为郭沫若和他没有过直接联系，郭沫若便找到在中国国内时结识的一位认识藤森成吉的川上记者做引见，一同去拜访了藤森成吉。     

藤森成吉很热情地接待了郭沫若两人，毫不推辞地接受了做介绍人的请求，替郭沫若写好了介绍信。此时郭沫若还没有完全公开本名，知道内情的川上记者便把他自己曾经用过的一个中国名推荐给了郭沫若，叫林守仁，这也是郭沫若在日本使用的第二个假名字。

东洋文库坐落在小石川区的僻静的街上的三层高楼里，日本汉学研究家中的东京学派就是以东洋文库为大本营的。东京帝国大学研究汉学的教授白鸟库吉等在东洋文库的三楼有他自己的研究室，他从1908年起还主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历史调查室”。

而另一位东京帝国大学的饭田忠夫博士，则一直主张中国人本没有固有文化，先秦古典都是后世假造的。后来又强调干支、星算都是战国时代（公元前三百年左右）亚力山德大王东征时从西方进入的。关于新出土的甲骨文或金文，东京学派当时持的是嗤之以鼻的态度，他们认为肯定是西方文化的模仿物。

但明显的他们这说法要比公元前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殷代已发现了星算的记录的事实晚了一千三百年。东京学派的特点似乎就是研究中国的古典，但却用西方的理论来做分析，所以常要发出一些奇谈怪论。

也正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学者对中国远古史所持的不顾事实的藐视，让郭沫若感到极有必要对这段远古史作出研究给出正确结论。郭沫若认为东京学派的武断结论完全属于是横暴的帝国主义式的，因此在东洋文库做甲骨文的研究过程中，他绝不与东京学派的人打任何交集，与他们这帮帝国主义汉学家保持河水不犯井水，如果有具体事只去联系石田干之助主任一人。

而东洋文库里果然收藏着丰富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这令郭沫若乐而忘返，他往往从早上进馆起一坐就是一天，即使在馆员因为午餐而关闭文库阅览室时，也在文库的地下室里等待，因此结识了同时期在这里做其它专业研究的一些日本友人。

郭沫若专注于东洋文库中丰富的甲骨文及金文的收藏，很快就掌握了甲骨文的奥秘。但最初看到那些墨黑的骨片及拓片，确是感到无从下手，但他还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找到了解除它们的秘密的门径。这当然不是依靠罗振玉的解释甚缺的那本书而入门，而正是多亏了曾在文求堂见到而买不起的另一位清末文人王国维先生编著的《殷墟书契考释》的存在。

王国维是罗振玉的弟子，曾任北大教授，他的文章既内容充实又文笔美畅。尽管《殷墟书契考释》增订版上署名是罗振玉，但郭沫若在东洋文库看到的是1915年的初版，上面都是王国维的手书和影印，且条例清晰，郭沫若的直接感觉它不符合罗振玉的风格。后来果然听说这是罗振玉化了三百元买断了王国维的著作权，自然也占有了不知内里的人们眼中的研究名誉。

郭沫若在创造社创始时期就曾读过王国维的《宋元剧曲考》，从那时候起他一直都很佩服王国维的治学严谨及思路清晰，并认为他学术基础坚实、学术成果丰富。

王国维年轻时代以治宋元通俗文学及宋词元曲为主，晚年赶上甲骨文出土之大事件，又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及汉晋书牍考释，由于他的治学态度及水准在他的周围是有目共睹的，因而不仅在北大的教授之间，而且因他与罗振玉在日本京都居住过，在京都一带的学者之间王国维也享有绝大的声誉。可惜1927年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以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为首的日本京都学者西京学派特为他组织了一个“观堂学会”，每年王国维的3月5日忌日都有纪念活动。

读着王国维的考释，郭沫若也不禁再次深深震惊和佩服：这十几年来王国维竞又在甲骨文字的解读上建立起了伟业。

参考着王国维先生对甲骨文的释考，郭沫若仅用一两个月就读完了东洋文库所藏的所有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另读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也读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河南、甘肃、青海等地的考古报告及北平（北京）地质研究所关于北京原人的报告。

在有关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的报道记载通读了一遍后的1928年秋季10月份，郭沫若就完成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文。

二.

而郭沫若在博览甲骨文的考释过程中，竞意外地发现了甲骨文“岁”字的存在。

从这个发现开始，郭沫若对甲骨文字也研究考释起来，并对天文学做了研究。他在研究具体的甲骨文字时，是以一点展开深入广阔刨析的，因为他研究甲骨文的初衷是为了探索远古先秦社会。

在研究甲骨文的过程中郭沫若发现了殷朝祭祖时使用了大量的牛羊，多到几百头，说明殷朝时期畜牧业相当发达。而殷朝用龟骨或牛腩骨刻字来卜年、卜风雨天气，也说明那时的农业也已经很发达。

殷商朝本身已是生产力相当发展的奴隶社会，因而它可以大规模农业生产和畜牧生产。而经营畜牧业和农业要用人力，因此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人”字。 这一点也再次说明中国有史社会开始于殷朝时代，周朝早期的《书经》中就写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而“民”字的出现则晚于“人”字，是进入周朝之后。但周朝实际上是在继承了殷朝的统治权之后，同时继承了殷朝的生产能力和文化。周文王之前的周氏族社会原本处在原始的穴居状态的，周氏族乘中原混乱之危，夺取了殷朝最后的过于腐败的殷纣王的统治权。以后周朝的文化逐步提高，生产力逐步提高，乃至周朝末期上层的奴隶也逐渐生殖了私产，最后私产大过公产，而出现了租税制，奴隶时代得以结束。

证明这一点的还有早期周武王时代的出土青铜器数量实际上寥寥无几。   

在殷被周灭亡时，一部份殷人逃亡至东南现在的安徽江苏一带，组建成了许多小国。还有一部份则投降周朝，被分配给周氏子孙做奴隶。比如周文王的儿子伯禽被封于鲁时，被授给殷民六族。武王弟康叔封于卫，得殷民七族。成王弟唐叔虞封于晋，得夏朝后裔怀姓九族。

既是奴隶社会就有奴隶的买卖，周孝王时代的青铜器《曶鼎》上有一段买卖奴隶的记载：“一匹马，一束丝换五夫”，是以物品及马匹与奴隶的人做交换的记录，其中有这五个奴隶的名字。但因买卖双方没达成共识，又改成了用当时的货币贝壳的“贝”来交换。

在殷商时代也已有了以“贝”为货币的流通，因而该文中的“贝”是用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来表现的，而“贝”这种实物却是从南洋舶来的。物以希为贵，三千年前在中原一带“贝”充当了货币。

而郭沫若在东洋文库度过了两个多月后，从1928年的秋季到1929年夏季这段时间，郭沫若已不能满足仅在东京的文库和书店寻找资料，他又托国内的李一氓等老朋友帮助在国内收集购买和邮寄。继而郭沫若研究出了十二支文字的起源，十二支文字本是黄道周天的星像，起源于巴比伦。

郭沫若把这些研究成果汇整成了《释支干》《释岁》等文章后，最终汇集成最初一部《甲骨文字研究》。     

郭沫若不可能像清末的重臣罗振玉那样依靠出卖所收藏的国宝文物来维持在日本初期的研究著书及一家的生活，但他实际上却在亡命日本的最初阶段，在保证一家大小六口人生活的情况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古代文物研究这样冷僻的工作中并做出卓著的成果，全多亏了国内创造社的老朋友们的支持。

这一年由于创造社的业务蒸蒸日上，每个月都能从国内准时送一百元生活费到日本，这解决了郭沫若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郭沫若自己认为若没有创造社的支持，恐怕他很难开拓出这一片新的工作领域，更难说对甲骨文的研究做出贡献。古代人所讲的五伦中的“朋友”正是指的支持郭沫若不断前行的朋友们的精神及物质支持。

郭沫若一家到日本后最困难的正是开始一年，有创造社同仁的经济支持使郭沫若一家在生活上得以克服各种实际困难，搬家、孩子们入学等都顺利地得以解决，顺利地启动了在日本的生活。而就在这第一年时间里郭沫若已做出了甲骨文研究的成绩并受到了国内及日本的文化界的注目及大力称赞。

但恰在郭沫若亡命于日本的一年后的1929年2月7日，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从此郭沫若被中断了每月寄自创造社的报酬。

好在由于安娜很会节省持家，在创造社寄送生活费的时侯每月都留下了一些节余，使得郭沫若一家大小六人的生活没有因创造社突然被查封而马上被饿死或困顿。但创造社的被查封使郭沫若意识到不能沉浸在不能马上收到经济效益的古代研究中了。

郭沫若为了顾及一家的生活，一边研究一边又开始进行一般文章的写作及外文著作的翻译。在这个时期里郭沫若写出了《我的幼年》及《反正前后》等自传体著作，又翻译了美国小说家辛克莱的《石碳王》、《屠场》及《煤油》，还翻译了德国考古学家弥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学发展史》。

这些郭沫若在日本撰写和翻译的书籍都能依靠在国内的李一氓等朋友推销而很快地出版并得到了相当丰厚的收益，比起之前单纯依靠创造社报酬时，郭沫若每月的收入反倒增加了一倍多。

但因为通缉在身，郭沫若刚亡命日本后撰写的文章在国内发表并不能用郭沫若这个本名。

最初发表《易》《诗》和《书》等文章时，郭沫若署的是另起的笔名杜衎，这是郭沫若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而用了杜姓，衎的意思是说母亲的性格为人十分衎直。而翻译作品《石碳王》、《屠场》及《煤油》，他用了另一个笔名易坎人，取自易经中的坎卦中的其”于人也为聋”，因为郭沫若两次因大病高烧导致了双耳重听，他自认为是半个聋子。

读者从这两个笔名上都不会联想到郭沫若。但只经过一段时间后郭沫若的作品发表时还是被动地被国内出版界恢复起了原名，毕竟知名度对发行量和商品价值有很大的影响。但最终郭沫若自己恢复署本名发表作品的时期是在将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文章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的时候。

另外郭沫若在这个时期还译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由王礼錫的神州国光社出版，使用的是郭沫若本名。

但最初花费了一年时间研究并撰写出的《甲骨文字研究》在出版时却是费了不小的周折。

1929年时郭沫若所钦佩的王国维先生已不在这个世上，因而郭沫若将自己的著书原稿就直接寄给了北大教授容庚。郭沫若对这位不曾相识的古文字学教授的认知是读王国维的书时开始的。在著作中，王国维曾提到四位年轻的古文字学研究学者名字，另外三人是唐兰、商承祚、柯昌济。郭沫若对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态度及水平的钦佩使他对王国维赞赏的四位年轻学者也感到尽可以信任。

但这四个人之中只有容庚因为是《燕京学报》的主编，可以确认他的通讯地址，郭沫若便把自己的原稿寄去请教。而容庚也不负所望，收到寄稿后不仅阅读，还立即给郭沫若从国内寄来很多资料，包括最新的小屯考古发掘结果、负责小屯挖掘考察的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从而郭沫若与董作宾也开始了学术交流。

容庚收到来自海外日本的郭沫若的手稿并阅览后大为吃惊并称赞，他认为这么重分量的长稿，比起他主编的北大校刊，主管小屯挖掘考察的中央研究院的刊物上发表才更有影响力。因而容庚将它又推荐给了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

傅斯年读过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后也称赞不已。傅斯年迅速托容庚转达郭沫若：希望把郭沫若这本《甲骨文字研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后，然后再由研究院出单行本。

容庚来信给郭沫若说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打算由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发表，他们出示了不菲的稿酬。但才逃离国民党虎口一年的郭沫若因为中央研究院是国民党官办机构，极不情愿接受这个建议竞铁面拒绝了傅斯年。

当郭沫若依然托朋友去找老相识的商务出版社交涉时，那里的出版届朋友却又没人能去读解这样的专业类书籍，毕竟这是一门一般的审阅人员难于读懂的学问书，而且他们认为这类冷僻的书籍也不可能赚钱。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原稿在北大教授的书桌间人气地旅行了一年之久，郭沫若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讨要回来。重新回到郭沫若手上的《甲骨文字研究》原稿雪白的纸页已变成了黑乎乎的。

郭沫若决定把原稿拿到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主任那里，他此时多么希望在这个自己做古文字研究的文库出版，甚至可以不计报酬的多少。

但郭沫若一向尊重的东洋学专家石田干之助居然也举手告输说它太难懂了，并且说在日本恐怕没人能出版的。

这对郭沫若的自尊心是个不小的打击。此时郭沫若不禁自责：中国的官立研究院要为自己的书出版，自己却说：“耻不食周粟”，反在外国资本家的雇人面前自讨个没趣。

其实就在《甲骨文字研究》一书的原稿在国内旅行的一年中，郭沫若已又完成了他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上下两册的写作整理。

甲骨文之后产生的是金文，金文就是出现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典型的青铜器是以鼎为代表的礼器及以钟为代表的乐器，因此金文同时称钟鼎文。金文的时代分布比较复杂，因为在各地广泛出土了各时期的青铜器。但按时间顺序划分大致可分为：殷商金文、西周（前1046-前771）金文、东周（前770-前256）金文和秦汉（前221-220）金文。西周时期的毛公鼎载字499个，笔意圆劲茂隽，被称为周代篆文的正宗。

大篆上承金文、下启小篆。另外战国时代七国中的秦国曾流行籀文，它接近小篆。其它六国使用的是“六国古文”。同时这个时期出现的石鼓文也是大篆留传下来的书迹，它刻在岩石上，被人们拓下传抄。

除了甲骨文、青铜器外，石鼓文也很古。唐代的作家韩愈曾作《石鼓歌》，因为在唐太宗时陕西就曾有石鼓文出土。因韩愈地位很高，他判断石鼓文是周宣王时期（前828年-前783年）的东西，人们大都相信他所说，说石鼓文是周朝的东西。只有北宋欧阳修一人虽然钦敬韩愈的学识，但仍提出异言，根据他自己研究的结果，竞整理出了十条不同见解。

郭沫若则在研究了这些前人们的见解后，用他们之后出土的更多的实物做出新的分析，断定石鼓文不可能是韩愈所说的周代的东西，因它最早出现在秦国首代国王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

最终帮助郭沫若走出了古文字研究成果最初的出版困境的还是国内的朋友。李一氓与上海大东书局交涉成功，那里的总编恰好也是他们共同的四川老乡叫李幼椿。

另外此时已到了1930年，先一步拿去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经出版而且热卖不已，再版三版，这为郭沫若的最初这两部古文字研究书籍的出版做了宣传，起了催生的效应。

大东书局一下子同时承接了这两部古文字研究著作的出版并非常给力地在报纸上大登广告，事先征求到了预订者，终于使得郭沫若最初的这两部普遍被认为过于冷僻的专业性太强的著书得以面世。

1931年年初，大东书局寄来了出版的这两部古文字研究著书的各二十部。这次接到这些自己的新书郭沫若竞又高兴地落下眼泪，安娜也特地又煮了红豆饭来庆贺。

但那天郭沫若和安娜正在欢天喜地地庆祝，守在门外的宪兵却不识趣地登门凑热闹来了：“听说你们收到了寄来的大量的东西？那是什么宝贝让你们这么高兴？”

安娜故意解开堆在走廊上的几个包裹给那位宪兵看：“你看看是不是宝贝吗？无价之宝！”

走廊上较小的包裹中装的是《甲骨文字研究》，大包裹里则装的是《殷周青铜器铭文》。这么多看不懂的奇妙的文字的大部头新书让宪兵看得目瞪口呆，痒痒地转身去了。

而这些寄给作者本人的新书是用来请作者送人用的，但这些东洋学学者都看不懂的古文字研究书在这日本又能送给谁呢？

但郭沫若脑子里自然地涌出一个好去处。当天晚上，郭沫若每样拿出两部来留在家里，其它的用一张大包裹单打成包，然后与14岁的长子和夫一起轮换扛着，坐电车来到了东京的文求堂。

文求堂的田中老板对郭沫若父子的出现好像并没有过于吃惊，他平静而客气地迅速收下了所有的新书，并立即按七折的价钱给了现金。到底是精通中文古典的田中老板！

从这时起，郭沫若与文求堂的关系有了彻底转变，田中老板一改对郭沫若的冷面孔而变成越来越支持郭沫若的研究了。不仅老板一人，他的儿子也具体协同郭沫若查找资料，他的女儿甚至对郭沫若抱有好感，一家人都与郭沫若的研究著书发生了关联。而这之后郭沫若所做的古文字研究著书的出版直接就委托给东京文求堂出版发行了。

三.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没有停滞于已有的甲骨文资料，1932年的夏秋交替之季开始他探访了日本的公私许多藏家，挖掘出他们手中所藏骨片。仅在江户东京经郭沫若调查过目的有：

东大考古学教室所藏：

上百片左右

上野博物馆：二十几片

东洋文库：五百多片

中村不折：一千片左右

中岛蠔山：二百多片

文求堂田中子祥：四百多片

以上合起来共二千余片。

到了11月份，已变得全力支持郭沫若研究工作的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让自己的次子田中震二跟随着郭沫若又赴京都调查甲骨片，震二辅助郭沫若调查和记录的工作。

他们在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里看到了四五十片甲骨，这其中一半是罗振玉寄赠的，另一半是滨田青陵博士去殷墟拾到的。另外，京都大学内藤湖南博士有二十几片收藏，已故富冈君㧑氏七八百片，与东京的全部合起来竟达三千余片。

郭沫若依然耳闻还有大宗鬼藏家手握着不少，但因种种原因不能悦目。

郭沫若本人不善于拓印，但他托田中庆太郎一家及在东阳文库结识的雕塑家、古乐研究家林谦三及古文字研究弟子金祖同等许多朋友协助拓印及影印了大量甲骨。

郭沫若对甲骨文已有了系统的认识后，他决定将包括从上述甲骨中精选出的一些甲骨、及其它虽已经出土尚未整理的多达上千片的甲骨片，一一加以排号、做出对号入座的考释说明，这样可以使阅读者容易地知道讲解的对象及对比的出处。

郭沫若先生手绘释图

注释的拓片材料也包括曾收录于刘铁云、罗振玉、王国维、林泰辅著书中的，也有不少是还不曾收录到书籍中的拓写。马叔平的“凡将齐藏甲骨文字”拓本，共计一百十八片，何叙浦收藏品的拓墨计七十一片，都是新收入的。何叙浦的这些收藏原片那时都已交给了北平图书馆。

郭沫若对新选择收集的公私两方面的藏品，不仅仅只对保存较好的甲片做拓墨或拍下照片后择优选异，其中还对三十多个损断成二片以上的甲片，亲手将它们精心对缝寻线地复合成为整简。

无论是合二片为一整简，还是合三片为整简，甚至合四片成简，都是前面几位甲骨文的大师不曾修补过的甲骨，这种修补工作不仅需要细心，更需要对甲片上的卜贞内容深刻理解。因此，郭沫若的《卜辞通篡》一书出版后又立即得到了业内外的高度评价，评论为后人的甲骨文研究及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极高的参考价值。

从1931年至1939年间，郭沫若在中国和日本两地先后出版了有关甲骨文等中国古文字研究的著书共有十一部，这些研究结果，对后来的古文字研究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这些著书是：

1.《甲骨文字研究》

2.《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3.《金文丛考》

4.《卜辞通篡》

5.《古代铭刻汇考》

6.《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7.《金文余释之余》

8.《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9.《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10.《殷契粹编》

11.《石鼓文研究》

这些研究著书中的前十部著书的内容从1928年夏季开始研究，1934年已经完成了出版。《石鼓文研究》的出版则在1937年7月郭沫若先生回国以后。

1935年11月21日，郭沫若将上述著书中的第二部至第十部的珍贵手稿收藏入一只木箧中，并在木箧的封盖内侧上写下了这九部书的书名及其册数。因木箧空间不够、所以第一部的《甲骨文字研究》及另外三册废稿未能一起封入。

郭沫若虽然是在海外进行的研究，但他的成果之大使他跻身于研究甲骨文的先锋行列。人们将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文宾（彦堂）这四位别号里恰好都带有“堂”字的甲骨文学问大师尊称为“罗董郭王、甲骨四堂”。